針對我國圖書館事業發展與戰略規劃領域的相關問題對柯平教授進行了訪談。柯平教授基于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總結了我國圖書館事業的階段性成就，強調了圖書館戰略規劃的重要性，梳理了圖書館戰略規劃的要點，并對圖書館事業發展和 “十四五”戰略規劃進行了展望。
“十三五”期間，我國圖書館事業飛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和成績。今年是 “十三五”規劃實施的第四年，我們也將很快迎來 “十三五” 規劃的收官和 “十四五”規劃的開啟。在這承前啟后的關鍵時間節點，基于戰略規劃對圖書館事業發展的引領統籌作用，思考、研究和探討圖書館戰略規劃這一命題，顯得至關重要。
筆者：柯教授，您好! 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們的訪談。近年來，我國圖書館數量穩步增加，截至 2018 年末，全國共有公共圖書館 3173 個，總流通 84529 萬人次［2］。而且，服務水平和管理水平日益提高，業務基礎設施不斷完善。那么作為圖書館學領域的著名學者和圖書館事業領域的一名資深專家，您能否就這方面給我們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柯平教授：進入新世紀以來，尤其 “十二五”和 “十三五”期間，在國家的高度重視和圖書館界的不懈努力下，我國的圖書館事業獲得了快速的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巨大成就。具體而言，可總結為以下幾點:
第一，圖書館事業的法治化取得了重大突破。我們國家在 2016 年和 2017 年相繼頒布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和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圖書館法》 ( 以下簡稱 《公共圖書館法》) 。第一部法律是針對公共文化服務領域的，而公共圖書館作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也受其規范。第二部法律則是專門針對圖書館的立法，也是我國首部圖書館專業法。《公共圖書館法》的頒布是我國圖書館界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標志著我國圖書館事業發展正式步入了法治化的軌道。從此，我國圖書館事業發展有了堅強可靠的法治保障。
第二，圖書館事業的標準化管理和服務取得重大進展。2008 年，我國成立了全國圖書館標準化技術委員會，標志著我國圖書館行業的標準化工作開始進入到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2015 年，我很榮幸地被聘為全國圖書館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之后，我也積極參與到圖書館事業標準化發展的工作當中。經過整個行業多年的努力，先前我國圖書館行業發展的標準規范各自為政、館藏資源共建共享難以實現以及標準規范研制工作中的重復立項等實際問題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觀。標準化管理和服務取得了重大的進步。
第三，圖書館體系化建設愈發完善。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國圖書館事業已經逐步形成了多主體、多層次、多類型的較為全面的服務體系，包括從國家層面到地方層面的縱向關系和各地區、各類型形成的橫向關系而共同構建的矩陣網絡，總分館制成為一種標準模式，城市圖書館連接社區，農村圖書館連接鄉村并整合農家書屋等，圖書館服務網絡日趨完善，服務體系基本形成。
第四，圖書館行業從業人員的素質和能力明顯提升。圖書館人員隊伍結構為適應圖書館經營管理科學化、標準化、信息化、人性化等要求加速調整，包括碩士、博士等在內的越來越多的高素質人才進入圖書館行業，圖書館管理干部和人員素質能力進一步提升和改善。
第五，圖書館服務效能獲得巨大提高。近年來，我國圖書館事業堅持以讀者服務為中心，深化服務內容，創新服務領域，不斷優化空間、資源、服務、管理四大要素，持續強化館藏資源和服務設施的共享共建。
第六，圖書館新業態不斷產生。進入新世紀，在技術發展的推動下，圖書館業態先后經歷了從傳統圖書館到數字圖書館再到復合圖書館的轉變。而現在隨著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快速發展和應用，更加新型的業態將向我們走來，比如智慧圖書館和 24 小時自助圖書館。
第七，圖書館在公共文化服務和 “全民閱讀”事業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近些年來，國家愈發重視公共文化服務和 “全民閱讀” 事業。通過提供學習資源、空間和服務，舉辦各類講座、報告、培訓、沙龍，推出圖書流動車服務、城市學習中心等創新服務項目，打造城市讀書節、市民學堂等品牌活動，公共圖書館在推動、引導和服務 “全民閱讀”以及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方面扮演了先鋒隊和主力軍的關鍵角色。
第八，圖書館學科教育與學術研究快速發展。一方面，專業學位 ( MLIS) 發展迅速，僅 2018 年一年，我國就新增了 19 家圖書情報專業碩士學位授予權院校，招生和培養學生的人數持續增長。另一方面，學術研究愈發繁榮，各種學術刊物數量達 80 多種，質量相較原先也有很大提高，研究課題不斷深入和擴展，并積極與國際對接。同時，從業工作者之間的工作交往與學術交流也日趨增多。
筆者：我們了解到，2008—2012 年，您主持完成了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 “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中的圖書館戰略規劃模型與實證研究”，之后在 2013—2015 年連續出版了 《圖書館戰略規劃———理論、模型與實證》《圖書館戰略規劃研究》《圖書館戰略管理》3 部專著和一系列關于圖書館戰略規劃的研究論文，可以說您在圖書館戰略規劃理論研究上做出了突出貢獻。那么，您是如何理解 “戰略”的? 圖書館事業是否需要戰略?
柯平教授：實際上， “戰略”一詞源于希臘語 strategos，原意為 “將軍”，引申為指揮軍隊的藝術和科學。在現代社會和經濟生活中，這一術語已經廣泛應用于各類組織和機構，用來描述一個組織或一項事業打算實現怎樣的目標和使命，以及實現的路徑是什么。《韋氏詞典》對 “戰略” 一詞的定義是針對對手和未來確立最具優勢的位置。我認為，戰略就是組織面對激烈變化、嚴峻挑戰的環境，為長期生存和發展進行的謀劃和思考，它是事關發展大局的科學規定，也是一切活動開展的主要依據。戰略具有方向性、綱領性、統籌性、全局性和長期性的特點。
圖書館事業不僅需要戰略，而且至關重要。 2016 年，我發表了論文 《從發展規劃到戰略規劃 ———圖書館 “十三五”規劃的戰略性》，里面系統闡述了戰略對圖書館事業發展至少具有 5 個方面的重要意義，包括: 戰略能夠為圖書館指明前進的方向; 戰略是圖書館及其所有員工的行動綱領; 戰略是決定圖書館業務活動成敗的關鍵性因素; 戰略是圖書館能夠長久高效發展的重要基礎和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 戰略是圖書館提升競爭力的有效保證。
筆者：2015 年，您受邀主持編制了 《2016— 2020 東莞圖書館 “十三五”戰略規劃》。作為您和您的研究團隊在先前形成的 “圖書館戰略規劃”相關理論研究成果的第一次開創性與系統性實踐，《2016—2020 東莞圖書館 “十三五”戰略規劃》完成并公開發布之后，東莞圖書館從上到下，從內到外，以及社會各界都對其表達了充分的肯定與認可。您認為，一份有意義有價值的圖書館戰略規劃應該具備哪些要素與特點?
柯平教授：這份戰略規劃之所以能取得好的效果，總結有以下幾點:
第一，創新的組織模式。東莞圖書館戰略規劃編制首次采用合作模式，實現圖書館與圖書館學系合作。圖書館有豐富的行業經驗，同時對自己的資源能力有切身的了解和感受。圖書館學系則擁有系統的理論框架和專業的工具方法。雙方各自發揮優勢進行對接合作，從開始就奠定了成功的基礎。
第二，完善的組織保障。東莞圖書館戰略規劃制定前期成立了戰略規劃編制小組，東莞圖書館理事會作為戰略規劃委員會參與規劃制定全
過程。
第三，科學的理論指導。東莞圖書館戰略規劃是以科學的圖書館戰略管理理論為指導，堅持科學原則制定的。規劃制定依據剛才我提到的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 “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中的圖書館戰略規劃模型與實證研究”中制定的戰略規劃流程模型、組織結構模型、影響因素模型、戰略規劃文本模型，遵循南開大學戰略規劃團隊研制的中國第一部 “圖書館戰略規劃指南”開展制定工作。
第四，先進的工具應用。東莞圖書館戰略規劃運用了國際先進的圖書館戰略規劃工具。廣泛借鑒國外公共圖書館戰略規劃經驗，如英國國家圖書館、美國紐約公共圖書館、皇后區圖書館、歐申賽德公共圖書館、加拿大桑德貝公共圖書館等，并結合深度分析讀者與工作人員圖書館愿望與用戶滿意度調研。同時，在規劃起草期間運用 “焦點小組”與情景結合法，對規劃目標、策略進一步討論。
第五，充分的調查研究。東莞圖書館戰略規劃小組進行了多種調查研究，一是文獻調查研究。全面搜集東莞圖書館以及東莞地區的各類相關資料，包括歷史材料和現實進展，獲得第一手數據與材料。二是網絡調查研究。利用網絡收集相關數據。三是實地考察調研。通過深入鎮街，走訪圖書館與文化部門，了解發展中的問題以及需求。四是召開研討會。制定過程中進行了反復討論，召開東莞圖書館館員圖書館戰略發展動員會、組織員工座談會、召開初稿討論會等。
第六，廣泛的社會參與。東莞圖書館戰略規劃廣泛征詢圖書館利益相關者的各方意見，通過網上征求社會意見，組織讀者焦點小組研討等，真正實現了圖書館戰略規劃制定的 “五參與”: 圖書館全員參與，理事會與領導參與，市民參與，相關組織參與，圖書館學專家參與。
第七，規范的規劃文本。東莞圖書館戰略規劃集成國際圖書館戰略規劃文本的優點，結合我國公共文化服務發展政策、公共圖書館發展特點及東莞圖書館發展特色，制定了既能體現國際公共圖書館、特別是城市中心圖書館發展態勢，又能真切服務東莞市民需求的圖書館戰略規劃。
筆者：受思維習慣、客觀環境等影響，我國圖書館發展規劃普遍存在著形式主義的現象，很多規劃在完成之后，除了給上級交差之外，很快就被束之高閣，或者棄之無用，從而導致規劃無法真正實現其重要的戰略價值。就您的接觸和觀察，您認為東莞圖書館近幾年發展得如何? 這份戰略規劃是否真正落地生根并開花結果，起到了引領發展的作用?
柯平教授：當初決定承接這個項目，主要是基于以下幾點考慮: 第一，東莞圖書館是一個非常大型和現代化的圖書館，其整體規模實力在國內公共圖書館行業處于一流的位置，很多方面在業內都走在前列，在行業內和社會上擁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響力，行業輻射力和帶動力強。第二，東莞圖書館內部管理非常先進和完善，是國內圖書館行業內第一家引入并實施 “卓越績效管理” 的圖書館。同時，其在管理體系建設、組織文化建設、人力資源發展等方面也都卓有成效。第三，東莞圖書館領導班子有很強的戰略意識、發展愿力和創新爭先的膽識和勁頭，同時也有強烈的戰略咨詢的需求。第四，東莞圖書館全員素質總體較高，上級主管部門和領導非常重視，市民讀者以及利益相關方關注度和參與性較高。總的來說，東莞圖書館具備基礎好、起點高、影響大的特點，這既是我們選擇合作伙伴的標準，也是確保項目成功的保障。
實踐證明，在東莞圖書館近幾年的發展過程中，這份戰略規劃確確實實起到了引領發展的戰略性作用。在 《2016—2020 東莞圖書館 “十三五”戰略規劃》中，基于宏觀環境、行業發展和東莞圖書館自身資源能力的綜合研究與考量，我們為其量身打造了使命、愿景與核心價值觀，并在此基礎上制定了更為具體的戰略方向、目標體系、策略和行動計劃，同時行動計劃分解落實到了具體的部門、環節和人，從而使得每個人、每個環節和每個部門都以與戰略目標緊密相關的事情為日常工作的內容，最終打造形成了 “戰略為全員，全員為戰略”的事業局面。從戰略制定到實施，短短三四年的時間，東莞圖書館在提升體系化公共服務能力、全面促進城市閱讀、助推東莞社會建設、豐富資源與創新服務、規范管理與專業成長等方面都有了巨大的進步，包括人均藏書擁有量、數字資源總量、分館與服務點數量、全市重點讀書活動次數、讀者服務滿意度等在內的戰略量化考核指標絕大部分都取得了明顯的提升，品牌效應和行業影響力進一步凸顯，業務和科研在全國圖書館行業內持續保持領先優勢。這些事實和數據充分說明這份戰略規劃是真正有力量的。
筆者：從今天的視角看當初這個項目，包括戰略規劃制定、業內互動交流、戰略規劃實施等所有環節在內，您覺得還有哪些不足的地方可以提升?
柯平教授：實際上，在當初開始這個項目的時候，我們對其的定位和出發點就超越了項目本身，而是立志將其打造成為科學編制戰略規劃的一個樣板，研究機構與圖書館密切合作的一個示范，立足實踐面向實施的戰略規劃的一個典型，能夠引發行業內甚至社會上廣泛的傳閱、學習、討論，甚至歷史傳承。從這個角度講，在這份戰略規劃制定完成后，無論是在深度方面還是廣度方面，我們對其宣傳推廣的力度都顯得很不夠，它的行業價值和我們對它的預期沒有得到完全實現。另一方面，在實施環節，跟進監督和考核評價部分還有所欠缺。我覺得以上這兩個方面是以后需要注意和提升的。
筆者：針對圖書館事業的 “十三五”規劃，除您的團隊進行了專門研究并發表成果外，國內其他一些學者也進行了相關研究，如豐國政的《我國圖書館 “十三五”規劃的頂層設計》、劉芳的 《公 共 圖 書 館 “十 三 五” 規 劃 的 戰 略 思考》、周德明的 《圖書館 “十三五”規劃之我見》等。同時，很多圖書館制定了各自的發展規劃，如國家圖書館、廣州圖書館、東莞圖書館等。那么，就當前我國有關圖書館戰略規劃方面的學術研究和社會實踐開展現狀，您如何看待和評價?
柯平教授：實際上，在國家 “十三五”規劃正式發布之前，我國圖書館界就積極響應國家編制 “十三五”規劃號召，將規劃作為 2015 年的頭等大事來抓，提前進入到相關研究和規劃制定的狀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公共圖書館領域，如國家圖書館研究院主持制定的 《國家圖書館 “十三五”規劃》、由中山大學曹樹金教授研究團隊和廣州圖書館合作制定的 《2016—2020 年廣州圖書館發展規劃》、由本人研究團隊和東莞圖書館合作制定的 《2016—2020 東莞圖書館 “十三五”戰略規劃》等，都在公共圖書館領域甚至整個圖書館界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同時，包括高校圖書館、專業圖書館和其他類型的圖書館也都開展了許多卓有成效的研究制定工作。
和以往相比，圖書館界 “十三五”規劃有以下幾個明顯的變化: 第一是總體重視的程度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時候，從理論界到實踐界，總體熱情都非常高。第二是注重理論研究和理論支撐。第三是重視戰略，開始從發展規劃向戰略規劃進化。第四是更加務實，許多戰略規劃的出發點和立足點就是面向實施和落地的。
總的來說，我國圖書館戰略規劃起步晚，但發展很快，規劃水平也有了巨大提升。但與國際先進水平比，我們仍然存在一些短板與不足，我認為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第一，由于我國圖書館基數巨大的原因，盡管已經有許多圖書館開始重視發展規劃和戰略規劃，水平相較過去也有很大提升，但所占比例仍然較小，全國圖書館界總體的戰略意識還不強，戰略思維整體還很欠缺。第二，我國圖書館事業發展和規劃水平不平衡，主要表現在不同地區、不同類型、不同個體間的差距非常大。第三，重實踐輕理論、重制定輕實施的現象依然普遍存在。
筆者：眾所周知，歐美發達地區的圖書館戰略規劃起步早，水平高，比如美國國會圖書館和英國國家圖書館等國家圖書館、美國舊金山公共圖書館和加拿大多倫多公共圖書館等公共圖書館都已建立了比較成熟的發展規劃和戰略管理的工作體系。那么在圖書館戰略規劃制定方面，國外有沒有一些好的做法，我們可以學習借鑒?
柯平教授：《圖書館戰略規劃———理論、模型與實證》等著作對國外先進的圖書館戰略規劃有較為系統的研究，同時 《從發展規劃到戰略規劃———圖書館 “十三五”規劃的戰略性》對此也有研究和闡述，主要總結有 3 點: 一是基于戰略和長期的規劃;二是基于預算和資源的規劃;三是基于法律和標準的規劃。具體內容可查閱著作和論文。
筆者：最近，您發表了 《后知識服務時代的圖書館轉型》等多篇關于圖書館未來轉型和發展的學術論文，而且在圖書館界大型學術會議上多次作過相關學術報告。新的時代背景下，您對我國圖書館事業未來發展有怎樣的展望?
柯平教授： 我想從兩方面來展開: 一方面是就圖書館本身而言。展望未來圖書館發展趨勢，我認為最重要的一個關鍵詞就是 “轉型”。在未來 5—10 年的時間里，圖書館將主要圍繞空間、資源、服務、管理等四大要素創新求變，向以 “知識中心”和 “智慧圖書館”為代表的下一代圖書館轉型。另一方面是就圖書館事業而言。我認為有以下幾個關鍵詞:
第一個關鍵詞是 “法治”。我國已經于 2018 年頒布并實施了 《公共圖書館法》，這標志著我國圖書館事業進入法治化新階段。一是圖書館的資源建設、讀者服務等各項業務工作和行政管理都要嚴格遵守 《公共圖書館法》，以相關法律為依據，形成完備的與法律相配套的各種規章制度; 二是地方政府應當以《公共圖書館法》 為基準，大力推進地方立法，形成全國立法和地方立法相統一的綱舉目張的完整體系。
第二個關鍵詞是 “均等”。我國圖書館事業將著重向均等化和普惠化、基層化和社區化的方向努力，著重解決我國圖書館事業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包括不同地區之間、不同類型之間、城鄉之間等，尤其對于貧困落后地區，更要加大扶持力度。通過網絡和服務的下沉和擴展，進一步提高圖書館服務的覆蓋面和便捷性，努力保障全體公民享有圖書館服務的需求和權力。
第三個關鍵詞是 “責任”。圖書館將更加重視個性化服務和人文關懷，更加重視社會效益和社會影響力。尤其對于殘障人士、老年人、農民工、少年兒童等特殊群體，圖書館要有更多擔當和責任。第四個關鍵詞是 “開放”。圖書館之間，圖書館理論界和圖書館實踐界之間，圖書館與包括教育、文化在內的其他領域之間，國內與國際之間等的交流合作會更加擴大和深入。第五個關鍵詞是 “繁榮”。包括學術研究和學科教育在內的整個圖書館事業將更加快速地發展，越來越興旺繁榮。
筆者：今年已經是 “十三五”規劃實施的第四年，“十四五”規劃即將向我們走來。基于您在圖書館戰略規劃方面系統的研究和實踐，您對
“十四五”圖書館戰略規劃有何期待和建議?
柯平教授：前面我們已經提到了很多有關圖書館發展規劃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并著重以 “十三五”規劃中的 《2016—2020 東莞圖書館戰略規劃》為參照，系統總結了圖書館戰略規劃制定的要點和做法，以及還存在的一些不足。同時我們也談了國外圖書館戰略規劃制定的先進做法。以上這些，都是我們走向未來的寶貴財富，都將構成我們制定 “十四五”規劃的重要基礎，都將對后續更深程度、更廣范圍的圖書館戰略規劃的理論研究和實踐開展產生重大的指導意義。
除了上述內容，就未來圖書館 “十四五”戰略規劃制定工作開展，我想再簡單補充幾點: 一是思想上要高度重視。決策層要高度重視戰略規劃工作，提早開始做準備。二是組織上要有效保障。有必要成立專門的戰略管理常設機構，專職負責戰略的研究制定和落地實施。三是注重規劃的開放性。圖書館內部、學術界內部、實踐界與學術界之間要進一步開放交流與合作，包括中國圖書館學會、地方圖書館學會在內的各種行業組織和團體要進一步發揮橋梁紐帶和組織平臺的作用。四是注重規劃的個性化。每個圖書館都是個性化存在的，所處的地方、實施的政策、面對的讀者、自身的資源條件等都不盡相同，所以，戰略規劃一定要有針對性，量身打造，量體裁衣。五是注重規劃的實踐性。戰略規劃包括制定和實施兩大環節，只有實施落地，規劃才能真正創造價值。六是注重規劃的宣傳共知。有關部門和行業組織要多組織以 “十四五”規劃為主題的研討會，專業期刊要多發表與 “十四五”規劃相關的論文和文章，圖書館自身也要多多宣傳，從而更好地推動圖書館戰略規劃工作的開展。（作者：陳占強 田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