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也是全面開啟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新征程的重要機遇期。國有企業在“十四五”時期面臨的內外環境會更加復雜，但我國經濟具有充足的發展韌性，能夠克服各種困難；經濟全球化符合歷史發展潮流，其深入發展大勢不會根本動搖。因此，機遇 大于挑戰，如果沉著應對，國有企業仍會保持良好發展勢頭。

 

國有企業在“十四五”時期面臨的重大挑戰

 

      第一，對外貿易不確定性在增加，下行壓力在增大。

　　從政治角度看，國際格局和政治力量對比加速演變。在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的沖擊下，對外貿易速度可能放緩、動力可能削弱、規則或將改變，國際經貿合作格局將進入艱難重構期。從經濟角度看，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困難重重。美國經濟這一波長周期即將走完上行階段，今后幾年很可能在下行階段震蕩徘徊。全球制造業PMI和新訂單指數持續回落，OECD領先指數下行，這些都預示全球經濟見頂回落。伴隨全球流動性收緊，利率中樞上行，貿易摩擦升級，全球經濟下行壓力在增大。這種復雜的外貿環境會給國有企業的發展帶來不小的壓力，尤其是對出口導向或者國際化比重較高的國有企業影響會更甚，需要這些企業一方面在國外開拓新市場，向中等發達國家發力，另一方面需要這些企業善于錯位競爭，尋找新的市場空隙。

 

　　第二，我國投資難以維持高增長，粗放式增長模式難以為繼。

　　改革開放前30年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的增長模式現在難以持續。我國固定資產投資與GDP的比例逐年上升，2016年這一比重上升至80%，已經非常高，然而投資效率卻在下降，目前資本形成總額占GDP的比重只有45%左右。我國實體經濟領域的總杠桿率從2010年的177.8%迅速攀高到2016年的237.6%，整個社會杠桿率持續上升。從能源和環境的角度分析，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粗放式增長模式也難以為繼。

 

　　2015年中國能源消費占全球消費的23%，占全球凈增長的34%，創造的GDP只占到世界經濟的15%左右。目前中國基建已經過了高峰期，2018年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掉到了32%左右。在當前嚴控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收緊城投融資平臺融資渠道的情況下，靠基建投資撐起整個經濟，難度較大。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經濟要由高速增長的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階段，要形成質量第一、效益優先的現代化經濟體系。未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持續的主線，國有企業要下決心推動企業發展進行質量變革、效益變革、動力變革。

 

　　第三，關鍵核心技術的“卡脖子”問題會更加突出，創新需求更加迫切。

　　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我國科技在核心基礎零部件（元器件）、先進基礎工藝、關鍵基礎材料、高端通用芯片、基礎軟件產品以及高端制造裝備等關鍵領域的核心技術仍然受制于人的問題日益凸顯。世界格局進入大調整、大變革的新階段，出現以科技競爭為核心的全面競爭態勢，我國發展將面臨更加復雜嚴峻的政治經濟環境，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是影響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國家安全的最大隱患。面對目前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情況，國有企業迫切需要擺脫技術依賴，在核心關鍵技術上努力突破。

 

　　第四，受到的發展約束更多更緊，轉型升級的倒逼會更強烈。

　　在我國東部地區，國有企業普通人工成本已達8-10萬元/年，城市住宅價格普遍已達1.5萬元/平方米，一些大城市已經達3萬元以上/平方米，工業用地也達100萬元/畝等。環保要求趨于更嚴，各種環保督查問責不斷。許多國有企業承擔著政府融資平臺的職能，而國家對政府融資平臺管理更嚴。這些都倒逼國有企業未來發展方式必須擺脫粗放型方式，朝著集約型方向發展，高度重視前瞻性基礎研究和系統性原創性研究，以市場為導向的產學研深度融合，使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新產業、新業態不斷成長。
 

 

國有企業在“十四五”時期面臨的良好機遇

 

 

　　第一，政策制度紅利會不斷釋放。

　　我國加大減稅措施，深化增值稅改革，將制造業等行業16%的稅率降至13%，將交通運輸業、建筑業等行業10%的稅率降至9%，下調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各地可降至16%，等等。一些省也出臺了相關的配套政策。如浙江省出臺《浙江省企業減負降本政策（2019年第一批）》，從落實國家出臺的減稅降費政策、實施省級減稅降費政策、降低企業用能用地成本等方面給企業減負降本。浙江省人大審議通過《浙江省保障“最多跑一次”改革規定》，于2019年1月1日起施行，讓高效便民數字化的政府治理模式真正深入。浙江省級層面出臺國企改革配套文件55項，各地制定相關文件340余項，形成全省深化國企改革“1+N”政策體系。浙江省屬企業公司制改制全面完成，混合所有制比重為70.7%，省屬企業資產證券化率達61%。浙江省國企有72家開展外部董事試點，44家開展職業經理人試點。國家和省級的這些政策制度在“十四五”時期會不斷釋放紅利，降低國有企業的經營成本，提高企業運行效率。

 

　　第二，我國居民消費能力不斷提升，消費空間不斷拓展，這為國有企業發展提供了更大的市場容量。

　　2018年中國人均GDP為64644元，以美元計價，我國2018年人均GDP為9769美元。按世界銀行標準，發達國家人均GDP門檻約為 1.25萬美元。我國居民恩格爾系數不斷降低，2018年食品煙酒支出占總支出比重為28.4%，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提出的標準，恩格爾系數達到30%-40%為富裕水平，低于30%為最富裕水平，由此從消費結構指標看，我國已連續兩年保持在“最富裕”水平。從最終需求看，最終消費支出、資本形成總額和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76.2%、32.4%和-8.6%。我國居民不僅消費能力在提升，消費空間也在擴大。2018年城鎮化率達到59.58%，但稍高于54.83%的世界平均水平，卻明顯低于高收入經濟體的81.53%和中高收入經濟體的65.45%，中國城市化還有約20個百分點的空間。未來10年中國將新增1.85億城鎮人口，這將帶來基礎設施、地產、新零售、醫療衛生、文化娛樂等多個領域的廣泛需求。2018年移動游戲、網絡購物約車平臺、旅游平臺、大數據云計算等眾多子行業增速達30%-50%。全年移動互聯網用戶接入流量711億GB，比上年增長189.1%。消費使生產得以最終實現，巨大的消費潛力將會給國有企業發展帶來良好的機遇。通過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來促進產業創新發展；在中高端消費、綠色低碳、共享經濟、現代化供應鏈、人力資本服務等領域形成一系列新的增長點。

 

　　第三，國有企業經過幾十年的積累，已經具有足夠的發展韌性。

　　以浙江為例，浙商精神滲透在當地的國有企業文化中，浙商的自強、堅韌、務實的精神，是浙江歷史文化的新傳承，是浙江經濟發展的主動力，是浙江最為寶貴的財富。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浙江省市兩級企業本級全部實現黨建要求進公司章程，將黨組織研究討論作為董事會、經理層決策重大問題的前置程序。管黨治黨責任逐級落實，浙江全省國企黨建工作責任制辦法出臺實施，“一張清單、雙層述職、三項評價”制度不斷完善。浙江省國有企業實力顯著增強。截至2017年底，全省國有企業資產總額10.44萬億元，位列全國第二；凈資產3.26萬億元，位列全國第四；2017年營業收入1.53萬億元，位列全國第五；利潤總額946億元，位列全國第六。分別比2003年增長13.7倍、14.2倍、3.4倍和4.1倍。有9家國企入選中國企業500強，其中物產中大集團連續8年入選世界500強。浙江省國有企業布局更趨合理。國有資本在基礎性領域和優勢行業集聚度超過85%。浙江省港口、機場資源和省屬高速公路、鐵路資產等重大重組深入推進，海陸空三大省級交通產業平臺基本搭建完成。國有企業已經具有的這種發展韌性，為“十四五”時期戰勝發展的困難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和強大的動力。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即將到來的“十四五”時期，國有企業只要牢記幸福都是奮斗出來的，無論遇到多么復雜的經濟環境，都會打出一片新天地，夯實國有企業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