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基于2011-2021年西部地區面板數據，構建數字經濟和鄉村產業振興的指標評價體系，采用熵值法測度數字經濟和鄉村產業振興發展水平，運用耦合協調度模型來分析二者互動協調關系。結果顯示：西部地區數字經濟與鄉村產業振興水平處于上升趨勢，數字經濟綜合指數上升幅度高于鄉村產業振興綜合指數。西部地區數字經濟和鄉村產業振興耦合協調水平呈上升態勢，多數省份已達到高度協調發展階段。

本文構建數字經濟和鄉村產業振興的評價指標體系，綜合運用熵值法和耦合協調度模型，對西部地區數字經濟與鄉村產業振興的耦合協調關系進行探索，以期為促進數字經濟與鄉村產業振興的協調發展提供參考依據。

1研究設計

1.1指標體系設計

根據數字經濟和鄉村產業振興的內涵和特點，本文遵循科學性、系統性、代表性原則，參考相關政策和文獻構建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和數字基礎設施3個維度9個指標的數字經濟評價指標體系，鄉村產業振興綜合評價指標以產業效益和產業可持續性2個維度7個指標來構建，通過熵值法確定權重后得到數字經濟和鄉村產業振興指數。具體指標構建如表1所示。

表1 數字經濟與鄉村產業振興評價指標體系

1.2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了西部地區12個省份為研究對象。鑒于數字經濟指標部分數據自2011年分布，本文的樣本區間設定為2011-2021年，所有數據均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各省份的統計年鑒以及《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2011-2021）》。在數據收集統計中，針對個別缺失數據，通過線性插值法進行增補。

2 數字經濟與鄉村產業振興的測度

根據熵值法測算得到2011-2021年西部地區的數字經濟綜合指數（見表2）和鄉村產業振興綜合指數（見表3）。西部地區范圍內2011-2021年數字經濟與鄉村產業振興發展水平均呈現上升態勢，指數分別由2011年的0.0852和0.2516上升至2020年的0.3110和3227。分別來看，數字鄉村子系統發展水平在2011-2017年相比于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相對較低，在2017年“數字經濟”一詞首次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后發展勢頭強勁，逐步趕超鄉村產業振興，但是各自發展水平都仍處于較低階段。

分析數字經濟的測度結果可得，在2011-2021年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呈增長態勢，綜合指數的平均值從2011年的0.0852增長到2021年的0.3110。同時，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呈現出空間不均衡性。2021年，四川、貴州、廣西分別以0.6240、0.4503、0.3726的指數排名前三名，青海、寧夏、西藏分別以0.1680、0.1828、0.1981的指數位列后三名。其中，排名第一的四川與排名最后的青海相差0.456，表明西部地區存在顯著的省際差異。究其原因，四川作為國家信息產業人才培訓重要基地，擁有云計算大數據產業相關研究所、國家級重點實驗室120余個，為四川數字經濟快速發展奠定可靠基礎。近年來，在國家政策引導下，越來越多的互聯網巨頭將數據中心落戶西部。對于西部地區而言，“東數西算”的推出能夠帶動中西部樞紐城市周邊數字產業，充分利用西部資源，活躍西部經濟，為西部提供更多就業。分析鄉村產業振興的測度結果可得，西部地區鄉村產業振興指數的平均值從2011年的0.2516上升至2021年的0.3227，呈穩步增長態勢。鄉村產業振興指數水平也表現出一定的區域差距，2021年，四川、內蒙古、新疆分別以0.4872、0.4868、0.4762位居前三；青海、寧夏、甘肅分別以0.1954、0.1988、0.2406排名后三位，排名第一的四川是排名最后的青海的2.5倍。其中四川位列第一，因其農耕文化歷史悠久，生態環境良好，農業資源豐富，基礎設施等配套設施相對完善，加之農民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使其鄉村振興發展水平位列第一。鄉村產業振興的蓬勃發展主要得益于新時代黨引領農村建設提出的鄉村振興策略，西部地區發展后勁顯著增強，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得到進一步培育。

3 耦合協調度結果分析

將兩個系統的綜合指數納入到耦合協調度模型中，考慮到兩個系統同等重要，系數取值均為0.5，借鑒李志龍（2019）的劃分方法，將耦合協調度劃分為4個等級（見表4），得到2011-2021年西部地區數字經濟與鄉村產業振興耦合協調水平（見表5）。

從總體水平來看，2011-2021年，西部地區數字經濟與鄉村產業振興的耦合協調度不斷向好，從2011年的0.3720上升至2021年的0.5529，經歷了從低度協調到高度協調的耦合協調狀態演變過程，西部地區總體水平在樣本期內上升了兩個等級，但與極度協調等級還有較大差距。分析數字經濟與鄉村產業振興的耦合協調度發現，二者的綜合發展趨勢步調基本一致，隨著數字經濟與鄉村產業振興發展水平的穩步提升，數字經濟與鄉村產業振興的耦合協調度也在不斷上升，相互作用愈加明顯，說明西部地區數字經濟與鄉村產業振興已初步形成協同發展的內生動力，但仍具有較大發展空間。截至2021年，四川、新疆、內蒙古、廣西、貴州、云南、陜西、重慶其耦合協調水平已達到高度協調發展階段，主要原因是扎實的經濟基礎和完善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西部地區數字化的發展，使得數字經濟對鄉村產業振興的推動作用也較為顯著；青海、寧夏、西藏、甘肅的耦合協調水平仍處于中級協調等級，這可能與這四個省份經濟發展遲緩、自然條件惡劣以及人口大量外流有關，應持續探索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促進數字經濟與鄉村產業振興兩大系統的融合發展。

4 結論與建議

本文基于2011-2021年西部地區省級面板數據，采用熵值法測算數字經濟與鄉村產業振興的綜合指數，運用耦合協調度模型分析兩大系統之間的耦合協調關系，研究結論主要有：①2011-2021年西部地區數字經濟與鄉村產業振興水平處于上升趨勢，數字經濟綜合指數上升幅度高于鄉村產業振興綜合指數，以2017年首次提出“數字經濟”一詞為節點，2011-2017年數字經濟指數低于鄉村產業振興指數，2018年開始反超；②數字經濟與鄉村產業振興耦合協調度穩步上升，從2011年的低度協調上升至2021年的高度協調，但仍有較大提升空間，且地區之間差異比較顯著。

基于上述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建議：第一，改善鄉村數字技術應用環境，推動數字經濟在鄉村產業發展中的應用。廣大鄉村尤其是偏遠鄉村的寬帶接入作為鄉村產業數字化發展的基礎尤為重要，應進一步提高信息網絡覆蓋水平，并在各鄉鎮周圍建立長期性的鄉村網絡服務站，為后期進一步加快鄉村產業發展所需的專業化數字設備的工作做好準備。同時，深入推進“互聯網+”現代農業，加快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衛星遙感、北斗導航等現代信息技術在生產中的應用，推廣精準播種、變量施肥、智慧灌溉、環境控制、植保無人機等技術和裝備。第二，以農民增產增收為目標，推進鄉村產業振興。推動農業向規模化、標準化、機械化方向發展，加大對資金、技術、人才、信息的引進，根據特色資源優勢，聚焦主導產業，建設特色農產品優勢區，鼓勵發展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帶動、農民合作社和家庭農場跟進、小農戶參與的農業產業化聯合體，推進農業產業化。

第三，充分發揮耦合協調的積極效應，落實區域協調發展一體化。發揮西部地區比較優勢，促進信息技術在傳統農業廣泛應用并與之深度融合，推動新業態發展，加快高端、特色農機裝備生產研發和推廣應用，并通過數字普惠金融拓寬鄉村投融資渠道，充分發揮其在鄉村產業發展中的資金撬動作用，推動鄉村農業產業鏈的延伸與三次產業融合，縮小數字經濟與鄉村產業振興耦合協調水平區域差距。(作者：方一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