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經濟形態，已經成為當代經濟三大形態之一。數字技術向傳統產業的滲透和融合，正在促成傳統產業的樣態變革。數字文化產業就是這一變革浪潮的典型代表。數字文化產業具有數字化、文化化、工業化三大基本特征，數字化能夠推動文化產業實現更高速度的增長，更好滿足個體的差異化需求，并促使文化服務產業跳出“停滯部門”行列。高質量發展數字文化產業，要緊緊抓住數字化建設這一核心從三個方面重點發力：提升文化生產的數字化水平，積極引導文化產業向智能化轉型升級；加快文化產業技術標準建設，不斷擴大標準制定的話語權；以平臺建設引領文化產業發展，并不斷提高平臺建設水平。
一、數字文化產業的特征
正如前文指出的，文化產業與數字經濟之間的天然親近性使得二者能夠快速、深入地結合，并產生一種全新的產業形態——數字文化產業。根據我國國民經濟行業分類標準，數字文化產業分為四大類，即數字文化技術設備制造業、數字創意內容業、數字化文化娛樂業和數字化文化服務業。在我國的經濟實踐中，數字文化產業涵蓋了數字文化技術設備制造的數字產業化和數字文化服務供給的產業數字化兩大領域，數字文化產業的范圍不僅僅局限于數字經濟的外圍產業部分，而且涉足了數字經濟的核心產業部分。數字文化產業已經不是一種可有可無的產業形態，而是數字經濟時代文化產業發展的必然方向。
深刻理解數字文化產業，關鍵在于充分認識文化產業數字化的豐富內涵。數字文化產業不同于傳統文化產業，根本原因在于數字化在產業發展中發揮了主導作用。這種主導作用，一方面體現為數字技術或數字信息在生產諸要素中的主導地位，另一方面體現為數字技術或數字信息在產業產值中的主體性貢獻。界定一項產業是否屬于數字文化產業，就是要看“數字”這一關鍵要素在這項產業中的影響范圍。“數字”要素未能發揮主導作用的文化產業，不屬于數字文化產業。依照此標準來觀察現實中的文化產業形態，盡管一些文化生產活動與數字要素相關聯，但數字要素的影響范圍和深度都十分有限，并沒有在產業發展中起主導作用，那么這種產業形態就不應歸屬到數字文化產業的范圍。
數字經濟不是虛擬經濟，數字文化產業同樣不是虛擬經濟。數字文化產業的很大一部分構成確實呈現出鮮明的虛擬化特征，如數字動漫、云上演出等新興數字產業，通過借助數字技術和網絡平臺來實現向社會的文化產品供給。人們在享受這樣的數字文化產品時，從產品的供給手段到產品的豐富內容，虛擬化都是其基本特征。發展數字文化產業，線上內容生產模式下的虛擬經濟形態構成重點發展方向之一。然而，數字文化產業與其他產業、文化產業的其他類型一樣，生發于現代產業體系的基礎之上。現代產業是工業革命的產物，從生產的原料供給、生產工具的使用到產品的流通配置，均印有鮮明的工業化特征，可以說，沒有工業生產就沒有現代產業體系。一般認為，文化產業是工業體系與文化產業的結合，文化產業本質上是一種工業經濟。文化產業是工業革命以后的文化生產樣式。今天，工業生產正在邁向數字生產，但生產基礎仍然是以工業為根底。畢竟沒有強大的工業生產能力和高精的工業生產技術，絕不會有芯片的生產、軟件開發技術的進步、5G的普及等，就更不會有基于以上技術、設備的文化產品的生產和運用。數字文化產業是工業化、信息化的復合產物，其發展離不開強大的工業基礎。
數字文化產業與數字經濟下的其他產業相比，最大區別當屬其突出的文化特征。然而，這一點常常被人們所忽視。在學理上，缺乏文化內涵的產品，將難以被稱為文化產品，缺乏文化產品供給的產業，也難以被稱為文化產業。但在現實中，情況要復雜得多，要找到一件完全沒有文化內涵的文化產品基本是不可能的。生活中更常見的是，文化產品中的文化品質難以滿足潛在顧客的需求，人們不愿為“劣質”文化產品支付任何的成本。近年來，我國各大景區的旅游紀念品品類呈現出大比例的雷同，導致很多游客抱怨買不到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標志性產品，從而降低消費欲望，限制了紀念品市場的發展。一定意義上，特色化是文化的生命，高品質是人們的追求，只有不斷開發高質量的特色文化產品，才能獲得巨大的市場收益。數字文化產業作為數字經濟時代文化產業的新形態，也必須遵循文化產業的一般特征，將高品質文化內涵作為產業的核心競爭力，不斷提升和擴展。
以上論述表明，數字文化產業具有數字化、工業化、文化化三大基本特征，三大特征缺一不可、相互連接、彼此影響。當然，數字化構成了數字文化產業區別于傳統文化產業的最突出特征。更加精準地理解數字文化產業，有必要對數字化進行更加深入的剖析。具體來看，數字化使文化產業出現的新變化主要體現在：
第一，數字化推動文化產業實現了更高速度的增長。國家統計局全國規模以上文化及相關產業企業數據顯示，互聯網信息服務、數字內容服務、互聯網文化娛樂平臺實現較快增長，對文化產業帶動作用明顯。2023 年上半年全國規模以上文化企業營收中，文化新業態的營業收入占比接近 4 成，增長貢獻率為 75.6%。在文化新業態特征明顯的 16個行業小類中，互聯網文化娛樂平臺、互聯網廣告服務和數字出版 3 個行業小類的營業收入增速分別達到26.9%、16.3%和16.1%。數字經濟對文化產業的顯著帶動效應也得到了諸多實證研究的證實。韓松和王洺碩選取 2012—2019年我國部分省級地區的文化產業投入產出的面板數據，對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受數字經濟影響進行的實證分析結果表明，數字經濟的正向影響是顯著的且具有明顯的空間溢出特征。陸建棲和任文龍運用 2011—2020年的數據，同樣證實了以上結論。數字技術的進步將文化閱讀從文字、音頻推向了視頻階段，視頻網站發展迅速，成為制造互聯網文化內容的主力之一。
第二，數字化使文化產業可以更好滿足個體的差異化需求。數字化使經濟學中的長尾理論變成現實，促成了經濟上的長尾效應。克里斯·安德森曾提出著名的長尾理論，認為商業的未來不在大眾化的熱門產品，不在正態需求曲線的頭部，而在需求曲線的那條無窮長尾巴。在統計學中，正態需求曲線的中間突起部分被稱為頭部，意味著大多數人的一般需求；正態需求曲線的兩邊平緩部分被稱為尾部，意味著個性化的小量需求。在利潤最大化的驅使下，傳統文化生產通常注重大眾需求，個性化的需求難以被滿足。數字經濟到來后，個性化需求可以借助便捷高效的網絡將海量個體需求匯聚起來，實現市場累加，形成一個能夠媲美大眾需求市場的個性化需求市場。例如，互聯網音樂、網上書店的一半收入都來自冷門的小眾產品。數字化顛覆了傳統文化生產犧牲個性化的做法，實現了個性化需求的規模化生產及其市場效益，能夠更好地滿足公眾的需要。
第三，數字化促使文化服務產業跳出“停滯部門”行列。1966年，美國經濟學家鮑莫爾等闡發了“成本弊病”問題。他們提出，經濟部門包括生產力快速提高的“進步部門”（如產品制造、現代農業）和生產率相對穩定的“停滯部門”（如教育、醫療、藝術表演），“進步部門”生產率的快速提升將導致“停滯部門”生產成本的相對上升。這一理論揭示了文化服務行業生產效率的停滯化問題。然而，數字化正在改變這一局面。數字經濟時代，文化服務經過移動存儲可以被無限復制并廣泛傳播，數字化的高級階段——智能化更是能大大降低文化生產的勞動力數量和勞動強度。也就是說，數字化之后，服務業與傳統制造等部門一樣可以歸入“進步部門”，一樣可以實現高效率生產，形成新時期的“結構紅利”。
二、推動數字文化產業實現高質量發展
數字經濟時代，推動文化產業數字化轉型，成為提升文化產業發展質量的必要途徑。數字化給生產資源配置帶來的效率提升，以及創造的全新文化需求，要求在文化產業發展中重視數字化建設并不斷提升發展質量。在高質量發展已經成為我國各個領域發展目標的背景下，推動數字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就成為發展文化產業的應有選擇。那么，何謂數字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其標準又是什么？根據當前學者的論述，只有良好產業生態的發展才可能達到高質量發展。具體到數字文化產業，就是要通過構建高水平的文化產業數字生態體系，在技術創新、需求反饋和消費升級等方面實現文化與科技的融合、文化供給與文化需求的匹配。無論是數字生態體系建設，還是推動文化供給與需求的匹配，數字化都是核心要素，只有抓住數字化建設這一核心，才能真正實現數字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為此，可從以下三個方面重點發力：
第一，提升文化生產的數字化水平，積極引導文化產業向智能化轉型升級。數字經濟浪潮下，替代式競爭成為市場競爭的基本形態。在數字經濟的高效率、長尾效應等的作用下，優勢企業可以在短時間內壟斷市場份額，獲得超越常規的經濟收益，從而快速擊垮原有市場主體。市場在不斷淘汰低效、無效的市場供給中完成自我更新和升級，因此，我國文化企業要適應數字經濟的發展，就必須提升自身的數字化水平，運用現代數字設備、信息網絡技術組織生產，將文化產品創新與數字技術運用協同起來，讓數字化成為助推文化企業發展的關鍵力量。數字技術的運用應該努力走向深度融合。有研究表明，與那些將互聯網技術僅僅作為辦公工具的企業相比，將互聯網技術用于提高核心競爭力的企業往往能夠獲得更多的競爭優勢。數字化是一個過程，生產數字化發展到現在已經進入智能化生產階段。智能化可以實現產品全生命周期各環節要素的協同規劃和優化管理，不僅能有效提高企業的市場反應速度，而且能使企業大幅度提高生產效率、降低資源消耗并實現個性化定制的規模化生產，提高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實現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離不開新興數字技術尤其是人工智能技術在生產領域的運用，應發揮新技術對生產過程的升級改造作用，推動文化企業業態的創新。
第二，加快文化產業技術標準建設，不斷擴大標準制定的話語權。當代產業發展具有全球化屬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產業技術標準的通用性和統一化。統一技術標準對于促進文化產業實現深度發展和更大范圍的產品流通至關重要。統一技術標準不僅能夠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產生更多的網絡外部性收益，而且有助于建成一個更加開放、統一的文化產品交易市場，從而使各方參與主體獲得更大收益。數字經濟時代，技術的更新迭代更加迅速。具體到文化產業領域，文化產品的生產技術標準、產品質量標準、使用安全標準等亟須建設和更新。我國文化產業市場規模巨大，對產業標準有著巨大需求。同時，我國文化產業發展又面臨與國際產業巨頭的激烈競爭，只有創造出適合產業發展需求和未來趨勢的各種類型的產業標準，才有可能維護好我國的文化產業安全，進而增進我國的文化建設。全新的、有效的、通用的技術標準在產業相關的各類標準中占據著核心地位，也是各國爭奪的產業制高點。經過不懈攻關，中國自主原創的手機動漫標準（標準號T.621）、“數字化藝術品顯示系統的應用場景、框架和元數據”標準（標準號H.629.1）先后被認定為國際標準，拓展了中國數字文化企業在國際市場的話語權。技術標準制定權事關產業競爭優勢的爭奪，在國際市場一體化背景下，除了企業自身加強技術研發、參與國際技術標準的制定和修訂，國家層面也應該積極組織技術攻關，對事關產業發展的關鍵通用技術進行攻克，并積極協調政府力量、企業部門、標準化組織等多方力量，提高協同合作效率，不斷擴大我國在國際技術標準制定領域的話語權。
第三，以平臺建設引領文化產業發展，并不斷提高平臺建設水平。數字經濟具有鮮明的平臺經濟特征，這主要得益于互聯網經濟的發展，以及與各類產業的深度融合。當前，數字網絡平臺建設已經取得長足的發展，網絡設施和移動網絡設備更是得到全面普及，網絡聯結產生網絡效應。梅特卡夫定律顯示，網絡的價值等于該網絡內節點數的平方。海量網絡用戶的參與，使網絡平臺可以最大限度發揮網絡的集聚效應，在經濟上實現效益的指數式增長。網絡平臺不僅將產品供應商和顧客群體更加廣泛、精準地連接，而且實現了供應商之間的聯結，為顧客營造了彼此溝通互動的橋梁，網絡平臺充分釋放了網絡效應的潛力，排除在平臺之外的企業必將難以獲得發展的動力。為此，以平臺建設引領文化產業發展，并不斷提高平臺建設水平就成了文化產業的必然選擇。一方面，要鼓勵文化企業積極融入已有的各大網絡平臺，深度參與到網絡銷售、金融服務、社交娛樂、信息資訊等各類平臺之中，與供應商、銷售對象建立密切聯系；另一方面，可按照國家文化大數據體系工程建設標準打造文化產業專有平臺，發展文化資源全時在線平臺、文化素材創意賦能平臺、生活美學場景體驗平臺和數字文化產業評估監測平臺等四大關鍵技術平臺，為數字文化產業發展賦能增效，并保障文化產業的持續健康成長。(作者：許艷萍，岳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