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東盟數字經濟產業合作方興未艾，發展機遇與風險挑戰并存。基于當前合作進展、發展機遇和現實挑戰，雙方政府和企業可從改善國際合作環境、對接當地發展需求、提升東盟地區數字發展能力、加強數字治理合作等方面入手，推動中國—東盟數字經濟產業合作持續深化發展。

一、營造開放共享的數字經濟合作環境

美國實施對華數字技術競爭，推動數字技術合作政治化、安全化。美國科技霸凌破壞了數字產業創新創業所依賴的全球創新生態，加大了全球數字科技企業投資運營的系統性風險。2022年４月，中國與東盟發布《中國—東盟建設面向未來更加緊密的科技創新伙伴關系行動計劃（2021～2025）》，著力推進雙方在科技創新政策、聯合研發、技術轉移、人才交流等領域的合作，并將微電子與信息技術作為十大優先合作領域之一。雙方將通過拓展科技創新合作，鞏固彼此間的利益紐帶，營造開放共享的數字經濟合作環境。2022年11月，中國與東盟國家在《關于加強中國—東盟共同的可持續發展聯合聲明》中表示，將推進第四次工業革命和數字化轉型合作，共同探索建設經濟走廊和國際產能合作示范區，并將持續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盡快啟動中國—東盟自貿區３．0版談判。雙方將以科技創新合作和高水平雙向開放為杠桿，推動全球數字經濟產業領域的開放合作進程。

二、構建因地制宜的數字經濟產業合作格局

東盟各國在經濟發展水平、要素稟賦、市場規模、營商環境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故而在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發展需求方面出現明顯分化。《東盟數字一體化框架》確定了數字貿易與物流、數據保護和網絡安全、數字化支付和身份識別、數字技能和人才、數字創新創業、機構協調等六大優先領域。東盟國家在上述領域的發展水平存在顯著差異（見圖1）。中國與東盟企業需聚焦東道國的發展需求和比較優勢，因地制宜地選擇合作項目與合作方案，推動雙方數字經濟產業合作持續發展。根據東盟數字一體化指數體系中各類指標的評分均值，東盟國家可分為成熟市場、發展市場、初級市場三個梯隊。一是成熟市場，僅包括新加坡。新加坡是全球科技企業東南亞總部和數據中心的匯集地，新加坡政府將人工智能作為“智慧國家”建設的前沿陣地。中新兩國企業在數字技術研發應用、第三方數字化服務等領域存在較大合作潛力。二是發展市場，包括馬來西亞、泰國、文萊、印尼、越南及菲律賓。發展市場在網絡速率、電子支付、數字技術應用等方面與成熟市場有較大差距。重點合作方向包括信息基礎設施建設、電子商務與金融科技、中小微企業數字化轉型、數字人才培養等領域。三是初級市場，包括柬埔寨、老撾和緬甸。初級市場信息化程度低，電商市場規模小。合作重點在于改善當地網絡基礎設施、促進電子商務發展。

圖 １ 東盟國家數字一體化指數各類指標評分

三、提升東盟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能力

電信基礎設施、數字技術和數字人才是東盟實現數字經濟和數字社會愿景所需的必要條件。大多數東盟國家在數字基礎設施、數字人才、數字技術等方面存在短板，并已出臺相應政策措施，吸引外商投資參與相關合作項目。中國與東盟企業將以市場需求為導向，把握東道國產業政策紅利，發揮企業在數字基建投資、數字人才培養、數字技術創新等領域的主體作用，提升東盟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能力。一是雙方企業通過開展網絡、算力及新技術基礎設施合作項目，提升東盟國家信息基礎設施的質量和連通性，推動數字貿易增長。二是雙方企業開展智能制造和綠色產業合作，共建智能化產業園區和生產基地，促進數字技術轉移和應用。三是官產學研各界啟動多層次的數字技術交流活動，聯合開展數字技能培訓和數字人才培養項目，共建科技創新園區、研發中心及培訓基地，助力數字人才創新創業。

四、建立相互協調的數字治理合作體系

美國實施數字霸權戰略，圍繞技術、規則和標準，構建具有競爭性和排他性的數字生態，企圖壟斷數字規則和技術標準的制定權，鎖定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數字產業鏈價值鏈中的地位和收益。除新加坡外，東盟國家數字經濟總體上處于起步階段，在全球數字治理中處于相對劣勢。在此背景下，中國與東盟國家亟需在監管政策、治理規則和技術標準等方面加強溝通和磋商，建立相互協調的數字治理合作體系，為雙方數字經濟產業鏈價值鏈合作創造條件。雙方將落實《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伙伴關系行動計劃（2021～2025）》，借鑒《東盟數據管理框架》和《東盟跨境數據流動示范合同條款》，推動建立中國—東盟跨境數據流動合作框架，為全球數據價值鏈合作奠定基礎。此外，在加強溝通與協調的基礎上，未來中國與東盟國家或將在東盟系列峰會、亞太經合組織、二十國集團和世界貿易組織等區域和多邊平臺上相互支持，秉持發展與安全并重原則，推動建立開放、安全、包容的數字治理體系。(作者：張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