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李佐軍活躍在中國經濟研究的各個領域，對宏觀經濟、經濟改革、轉型創新、低碳經濟、農村經濟、產業經濟、區域經濟等都有涉獵。除了涉獵廣泛外，在中青年經濟學家中，李佐軍同時也是一個高產的學者，出版過包括《中國的根本問題——九億農民何處去》、《人本發展理論——解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思路》等6部專著，主編9部，合著6部，參著18部，主持和參與課題110多個，撰寫調研報告90余篇，在各類雜志上發表文章280余篇，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或接受專訪360多篇，曾先后四次獲得中國發展研究獎一等獎等獎項。

 

       作為一個從湘西農村一路走來的著名經濟學家，李佐軍身上有著很多農村學子奮發有為的勵志特征，他是如何從一個貧困的山村突圍而出，為什么能有那么寬闊的研究視野，他眼中的恩師又是怎樣的……帶著這些問題，日前，中機院(以下簡稱“Q”)專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博士（以下簡稱“A”）。

 

       Q：您出生于上個世紀60年代的湘西農村，這一代人總體上在青少年時期都經歷過不少磨礪，您是如何從老家那種貧困落后的環境中突圍而出的？

       A：我出生在湖南省益陽市安化縣南金鄉連灣村第六組，地理位置靠近湘西，屬于典型的山區，山清水秀，資源豐富，但交通不便，經濟落后。

 

       我生長在農民家庭，兄妹5人，因我家所在的山上很陡，山多地少，家里田土不多，勞動力少，小時候生活比較艱難，勉強度日而已。當時，家里無法同時供養五個孩子讀書，故我考上高中后，哥哥不得不高中沒畢業就回家務農了，兩個妹妹也是只能一個上初中，另一個小學沒畢業就放棄學業了，弟弟也是小學沒畢業。我家的讀書希望基本上是寄托在我身上，正因如此，我特別珍惜讀書的機會，從小就很刻苦，成績也比較優秀，經常名列前茅，小學畢業考上初中重點班，初中畢業考上縣重點高中，高中畢業考上重點大學。在讀書的過程中，姑媽等親戚給予了無私的接濟和幫助，當時我很省吃儉用，，一般一個學期家里會給我一兩百塊生活費，除了必要的開支外，很少花錢，經常是學期結束后我還能省下幾十塊錢回家。

 

 

 

       武漢“充電”

 

       Q：在武漢您經歷了怎樣的求學經歷，對您現在的人生有哪些比較大的影響？

 

       A：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以較優異的成績考上了武漢的華中科技大學（當時學校名稱是華中工學院，后來有段時間叫華中理工大學），成為恢復高考制度后村里的第一個大學生。

 

       華中科技大學是華中地區名列前茅的重點高校，對華中地區的學子很有吸引力，招生分數也相當高，當年我縣文理科前十名學生有五位進入該校，我很有幸成為其中的一員。

 

       我高中學的是文科，而華中科技大學當時是一所以理工科為主的大學，現在已成為典型的綜合性大學。填志愿時，我選擇了一個較好的專業——技術經濟專業，不過當時確實沒有多少選擇余地，文科專業很少，只有技術經濟和新聞等專業。技術經濟專業培養的目標是希望學生能做項目的可行性分析，既要懂技術，又要懂經濟。這個專業發揮了母校既有技術教學專長又有經濟教學專長的優勢。我們除學習了很多經濟學課程外，還學習了物理、機械制圖、金屬材料、非金屬材料、計算機語言等理工科課程。

 

       華中科技大學在武漢有“學在華科”的美譽，學校學風嚴謹，學習氛圍濃厚，當時的課外活動也很多。在此環境中我確實學到了不少知識，學習成績也很優秀，大學四年的平均成績超過90分，畢業后以班上第一名的成績被確定為張培剛教授的免試研究生。

 

       按照當時學校規定，免試研究生須先在學校工作一年，故在讀研之前先在導師張培剛教授任主任的華中科技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工作了一年，主要是為老師做一些研究助理工作。隨后開始了三年的碩士研究生讀書生涯。

 

       能夠成為張培剛教授的研究生是我的幸運。張教授是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博士，被國際上譽為發展經濟學奠基人之一。他學貫中西，理論功底深厚，為人極富魅力，教學有方，培養了一批如董輔礽、李京文、何煉成、曾啟賢、萬典武、徐滇慶、張軍擴、張燕生、胡和立、巴曙松等在內的經濟學家。同時，還有兩位直接指導我學習和論文寫作的導師胡俊杰教授和孫鴻敞教授，胡教授國學功底深厚，孫教授外語嫻熟，他們都毫無保留地奉獻了自己的智慧和心血。

 

       武漢的八年時間，奠定了我人生成長的基礎，基本確定了未來的努力方向。因此我對武漢和母校充滿感情，經常返回母校參加一些活動，還在母校兼職帶博士研究生。
 

 

 

       也曾“下海”

 

       Q：我們搜索您的簡歷，發現您參加工作后的經歷很豐富，工農商學兵政，除了沒當過兵，其他職業和角色都有所涉及。這些豐富的工作經歷與您現在進行的跨界研究是否有關？

 

       A：我一共在八個單位工作過，包括最初在華中科技大學當老師，然后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做實習研究員， 1993年下海到房地產公司工作，之后又到信托投資公司、城鎮建設公司和中國建設銀行總行工作，再到國務院體改辦工作，最后才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在國研中心又先后在產業經濟研究部、辦公廳、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三個崗位工作。這些經歷有的是自我選擇，有的是因為單位變故造成，有的是因為工作需要調動。

 

       不難看出，我工作過的單位大多不是同一性質的單位，有企業、金融機構、高校、政府部門和研究機構等在不同性質的單位工作，其好處是經歷較多，其不利之處是有些東西不能累計，會走一些彎路。但對我目前的學術研究來說，所有的經歷都有其獨特的價值。正因為經歷比較復雜而豐富，因此我的學術研究領域比較寬，按時間順利分別涉足過“三農”問題、金融問題、企業改革和企業戰略問題、城鎮化問題、產業經濟問題、區域發展問題、經濟改革和轉型問題、宏觀經濟問題、綠色發展問題等。同時，由于在多個實際部門工作過，因此我的研究會盡可能與社會實踐相結合，比較接地氣，而不是單純的從理論到理論。

 

 

       傾心“三農”

 

       Q：在您的研究活動中，我們發現您一直比較關注農民問題，這是不是與您出身于農村和農民家庭有關？

 

       A：是的，我來自于農村，對農民的艱難困苦相對比較了解，小時候農村艱難的生存環境在腦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上大學后就開始關注和研究“三農”問題，一直持續至今。記得在大學讀書時就為自己確定了一個志向——為九億農民說話。

 

       Q：所以您后來推出了《中國的根本問題——九億農民何處去》這本力作，這本書的出版對您而言有什么意義？

 

       A：這本書是在2000年出版的，這是我的第一本專著，它概括了我長期對農民問題的系統思考。

 

       我對“三農”問題的研究，與其他多數研究“三農”問題的學者側重點有所不同。多數學者主要是從農業、農村角度研究“三農”問題，比如從農業現代化、新農村建設等角度進行研究。而我側重從人的角度，即從農民本身的角度來研究“三農”問題。我一直認為，解決“三農”問題最核心的是要解決農民問題，農民問題是個綱，綱舉則目張。或者說抓住了農民問題，就抓住了解決“三農”問題的牛鼻子。

 

       由于我多數時候不在專門的“三農”問題研究機構工作，因此研究農民問題多是在業余時間進行的，我經常會利用回老家農村的機會，做一些調查研究工作，并收集相關資料，撰寫文章和研究報告。

 

       Q：您為什么提出了人本發展理論？它與農民問題有關嗎？

 

       A我在2008年出版了《人本發展理論——解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思路》一書，正式推出了人本發展理論。本書是我的代表作，大致能代表我目前的學術研究水平。人本發展理論正是從農民問題研究延伸出來的。

 

       人本發展理論其實是一種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思維方法或分析框架，可以用來解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各種現象，也可用以提出各種對策。人本發展理論由“滿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導人”、“資源裝備人”、“分工安置人”五個人組成。多年來，我自己就是用這一分析框架來研究各種跨領域問題的，其效果十分明顯。目前，我正在組織研究隊伍推出《人本發展理論框架下——中國發展動力報告》（系列，每年一本）。

 

       我的兩位導師都對此書給予了肯定。吳敬璉評價道：“本書研究如何把‘以人為本’的世界觀具體化為一套可行的人本發展理論，對于正在建設和諧社會的這一代中國人來說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張培剛則評價道：“作者還用人本發展理論分析框架，針對國家和企業等各種主體和一系列現實問題提出了對策體系，提出了創新發展經濟學理論體系和競爭力指標體系的建議，這也說明了該理論有廣泛應用的價值。”

 

       Q：您從農村考上了大學，然后又一路走到了政府決策咨詢機構，成為一位著名的學者。您對那些懷揣著同樣夢想的農村年輕人有何建議？

 

       A：我認為從農村出來的年輕人，首先要自信。農村出來的孩子，既有獨特的優勢，也有劣勢，如他們自身的經濟條件不如城里的孩子，有的有自卑情結。但農村孩子身上有很多可貴的品質，比如吃苦耐勞，有韌性，有改變自己命運的決心。因此，農村出來的孩子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潛力，堅信只要自己能持續努力，最終會干出一番事業。

 

       同時，選對奮斗方向，或者做好人生定位也很重要。如果你的方向定位不好，就會走很多的彎路。實際上我本人也走了一些彎路。當然，每個人不可能一直筆直向前，有彎路是正常的，有時走彎路也不見得都是壞事，關鍵是人生的大方向要正確，要朝著社會需要、自己又有競爭優勢的方向不斷前行。

 

       Q：現在一些文學作品或者影視作品，描述從農村到城里闖蕩的年輕人，似乎總是有“貴人相助”的情節，您覺得這種情況是否有典型意義？

 

       A：說實話，不要過多寄望于“貴人相助”。我理解，如果你真正努力了，表現也很優秀，自然會遇到“貴人”。如果你自身不努力，表現不太好，可能難以遇到“貴人”，即便遇到了“貴人”，也可能有緣無分，或者說“貴人”給了你機會和崗位，也可能因自身能力不夠，而難以勝任重任。所以，我們不能寄希望于走捷徑，或者發意外之財，而是要依靠自己，主要憑借實力尋找機會、創造機會。

 

       Q：您設立“李佐軍貧困山區助學金”是不是與您初高中時艱難的學習生涯有很大的關聯？

 

       A：是的。我有時候回老家，或者在外地調研，經常會發現一些貧困山區的小孩會因種種原因讀不起書，尤其是那些雙親過世的孤兒，或者單親家庭的子女，或者因病致貧家庭的孩子，或者家庭突然遭災的孩子，可能因缺錢而不能繼續上學，或者即使上學但生活太艱難。看到這種情況，我自然會想起自己小時候讀書的情形，心里會很難過。所以，我盡自己微薄之力，設立助學金，解決一些孩子的暫時困難。

 

 

       甘當“學究”

 

       Q：您涉足過的這么多“角色”中，感受最深的是哪個角色？最喜歡什么角色？

 

       A：我還是比較偏好做研究。無論是在高校教書，還是在中國社科院做研究，或者現在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做政策研究，其實都是一個做研究的角色。雖然我也在很多實際部門和崗位工作過，但最終沒有放棄過研究和思考。在企業等實際部門工作時，我的多數崗位也是偏重于調查研究、方案制定等。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長和偏好，，經過多個崗位的比較，我感覺在研究崗位上最能發揮自己的特長，更能激發自己的潛力。

 

       很多人不可能一開始就進入到最合適的崗位，需要經歷一些選擇和摸索。無論是你喜歡或者不喜歡，不論是適合還是不適合，都是自己的人生經歷，用不著總是后悔，面向未來最重要。

 

       Q：您在房企、信托公司工作的那段經歷，世俗的看法，恐怕是這輩子您離發財最近的時候，您如果一直做下去，中國會不會又多一個學者型的大老板？

 

       A：不一定。我在企業做了那么多年，感覺做企業也是很難的，做一個企業家很不容易。我們平時看到的都是成功企業家或企業家成功的一面，其實在這些成功者的背后，更多的是失敗者或者失敗的經歷。大多數企業都是各領風騷三五年。大浪淘沙，很多企業都倒下了，消亡了。這就是市場經濟的一個特點。

 

       不是每個人都能去做企業家的，企業家有獨特的素質要求，如果你不適合在企業干，你就沒必要硬撐下去。比如我感覺自己在企業難以做得比別人更好，就退出；在研究領域我能有所作為，就選擇了它。

 

       現在政府提倡“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這是一個很重大的戰略，將為很多人提供良好的創業和創新環境。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人都適合去創業，所有人都能創業成功。不過，首先一定要敢于去嘗試，如果覺得行就繼續干，如果持續努力都不行，那就選擇自己最擅長的事去做。
 

 

       評說恩師

 

       Q：那您眼中的導師吳敬璉老師是怎樣的一個學者和長者？

 

       A：關于這個問題，我在接受鳳凰網記者的視頻采訪時有專門的介紹。

 

       我認為，吳老師是一個特別有風骨的、令人尊敬的老師，他傳授給我們很多的知識和做人的道理，他不但是我學術上的導師，更是我精神上的導師。

 

       吳老師畢生追求真理，對自己的觀點從不輕易動搖，這一點最值得學習。在這方面，我覺得他秉承了顧準的精神，顧準教過他很多東西，對他影響很大。

 

       生活中吳老師給我們的感覺不是很嚴厲，但他對做學問要求非常嚴格，有時候甚至到了苛求的程度。比如我們在他面前提到西方經濟學，他就說：什么叫西方經濟學？你給我分出東方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不同點出來？他認為經濟學不應該有東方和西方這種劃分標準，正確的說法應該是現代經濟學。再比如，我們常用“按理說”、“一般說來”，他就會說：什么叫“一般說來”？是什么就是什么。在學術上，他會用最高的標準要求學生。  

 

       媒體上不時會爆料吳老師的一些言論，有些人認為吳敬璉說話很直，很大膽，但我認為吳老師作為一個著名的學者，說話是很嚴謹的，有時候可能有些媒體在轉述上有出入，有些甚至是斷章取義了。吳老師發表觀點，包括平時寫文章的時候，對用詞，包括文章的邏輯結構、主題等特別講究，這已經形成了他的習慣了。他的一些觀點，有的人認為很尖銳，實際上那是他經過深思熟慮提出的見解，而且一定是有很多理論支撐的。 

 

       Q：吳老師的近況如何？

 

       A：吳老師已經80多歲了，老人每天從睜開眼睛之后一直到晚上睡覺前，就是在做研究、寫作、演講、接受訪談，跟各種人進行交流，整個是處于一種工作狀態中。可以說，他的工作狀態就是他的生活狀態，二者統一了。

 

       吳老師也經常上網，他對輿論的動向也很了解。他不是那種完全從理論到理論的人，他有很強的入世精神，他要用自己的理論架構和政策建議來直接推動社會的進步，這也是他的畢生追求。

 

       以80多歲的高齡，吳老師仍然活躍在經濟學研究的第一線，而且他的很多觀點，還跟當前的中國國情，跟全球經濟的趨勢始終保持同步。要做到這一點，對一個老人來說，我覺得是很不容易的。更重要的是，他能把理論、實踐、政策三個方面很好地結合起來，他提出的很多觀點和政策建議，往往能夠產生實際的效果，這一點是很多人難以做到的。

 

       作為改革開放以來持續活躍的經濟學家，“吳市場”早已聲名在外，他在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特別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法治約束條件等方面，研究得非常深入。最近十多年來，他又在持續研究改革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系等。無論在哪個歷史階段，吳老師的學術研究總是建立在深厚的理論基礎之上，總是站在對中國經濟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上。
 

 

       師生“相煎”

 

       Q：據說您關于中國進入重化工業階段的論述與您的博士生導師、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教授的觀點相左，你們師生之間是否也展開了爭論？

 

       A：我對這個問題的研究確實引起了吳老師的關注。2003年在老師家中進行內部討論的時候，我說出了自己的觀點。但吳老師對中國經濟進入重化工業階段這個判斷有不同意見。他擔心這個判斷可能會誤導地方政府去大力發展重化工業，這樣不利于節約資源，不利于保護環境，不利于轉變增長方式。圍繞這個問題，吳老師后來做了很多深入的研究，還出了專著，由此引發出的關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深入研究還影響了國家的決策。

 

       我認為，重化工業發展確實會帶來資源和環境的壓力，但是作為一個工業化的階段，有其必然性。雖然這個階段會存在一些問題，但我們只能面對它，不能因為其存在問題，就跳過這個階段。事實上，我主要做的是一個實證分析，實證分析得出中國開始進入到重化工業階段，而非應不應該進入這個階段的價值判斷。

 

       吳老師心胸寬廣，他能寬容不同觀點，即使我是他的學生，他也不要求我的所有觀點都必須與他保持一致。

 

       Q：您現在研究工作的重心轉到了資源和環境政策方面，這是否與吳老師的那次爭論有關？

 

       A：是有些關聯。我對資源環境問題的關注，起因于對重化工業階段的那場討論，因為吳老師當時就是站在資源環境角度來討論這個問題的，這引發我開始思考這個問題。在中國經濟進入重化工業階段后，確實需要大規模消耗資源能源，不可避免地大范圍影響環境。事實上，最近十多年來，我國的資源環境壓力持續加大，以至于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成為世界第一，霧霾大范圍持續肆虐，全社會開始高度關注資源環境問題。2010年，我主動競聘到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從事相關政策研究工作，持續至今。
 

 

       縱論“轉型”

 

       Q：您提出中國進入第三次大轉型階段，大轉型的內容是什么？

 

       A 2014年我出版了《第三次大轉型——新一輪改革如何改變中國》，系統了闡述了我對轉型的理解。在全球大轉型背景下，在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的新形勢下，第三次大轉型已拉開序幕。這次大轉型涉及面寬，內容豐富，任務繁重。這次大轉型可分為八個方面：制度轉型、目標轉型、動力轉型、分配轉型、產業轉型、區域轉型、要素轉型、綠色轉型。

 

       其中，制度轉型即制度改革，表現為由低效制度向高效制度轉變，由不公平制度向公平制度轉變；目標轉型表現為由更多追求數量目標向更多追求質量目標轉變（或由追求速度型增長向追求效益和質量型增長轉變），由偏重追求有形物質財富增長向追求有形財富和無形財富平衡增長轉變，由主要追求大國向主要追求強國轉變；動力轉型表現為由主要依靠需求邊“三駕馬車”（出口、投資、消費）拉動增長向主要依靠供給邊“三大發動機”（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轉變，由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資拉動增長向主要依靠消費拉動增長轉變，由主要依靠政府投資拉動增長向主要依靠社會投資拉動增長轉變；分配轉型表現為由追求國富向追求民富轉變，由少數人先富起來向多數人共同富裕轉變，由依靠特權優惠富裕向依靠公平競爭富裕轉變；產業轉型表現為由資源密集型產業向知識或技術密集型產業轉變，由低附加值產業向高附加值產業轉變，由無品牌產業向有品牌產業轉變；區域轉型表現為由城鎮化滯后于工業化向城鎮化與工業化協調推進轉變，由城鄉分割發展向城鄉一體化發展轉變，由區域不平衡發展向區域平衡發展轉變；要素轉型表現為由主要依靠一般要素（土地、資源、廉價勞動力等）向主要依靠高級要素（技術、信息、人力資本等）轉變；綠色轉型表現為由資源高消耗向資源低消耗轉變，由環境高污染向環境低污染轉變，由生態低效益向生態高效益轉變。

 

       在上述八方面轉型中，當前最迫切、最關鍵的轉型是制度轉型，其他方面的轉型都依賴于制度轉型。特別是增長動力轉型中的供給邊“三大發動機”（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之一就是制度變革。制度轉型與其他轉型并不是平行關系，而是其他轉型的源動力。因此，抓住改革或制度轉型就抓住了第三次大轉型的“牛鼻子”。

 

       Q：近年來，您還提出了消費結構轉型升級的問題，怎樣解讀您提出的“學樂康安美”這5個字？

 

       A：目前，中國經濟仍在下行，迫切需要找到新的增長點。新增長點不是靠政府培育出來的，而是要靠市場需求拉動，而市場需求又依賴于消費結構轉型升級。

 

       消費結構升級是有規律可循的。上個世紀80年代，我們剛從貧困線上過來，首先要滿足溫飽需求，故那時紡織服裝和食品加工行業大發展；進入九十年代之后，耐用消費品的需求凸顯出來，所以彩電、冰箱、洗衣機等產業發展很快；進入2000年后，住和行的需求凸顯，所以最近十多年來房地產業和汽車工業大發展。在過去三十多年中，“吃穿住行用”等基本需求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滿足，當然這種需求以后還要繼續滿足，還要繼續升級。

 

       除了這五大基本需求之外，還有沒有新的需求？還有，我把新的需求概括為“學樂康安美”，即學習的需求、快樂的需求、健康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美麗的需求。

 

       學習的需求現在很大，中央領導在帶頭學習，各級干部都有學習任務，企業也很重視學習，家庭對子女教育也是越來越重視。現在大家都在追求快樂的生活，圍繞滿足快樂需求將催生很多產品和服務。健康的需求更大，大家都要追求健康長壽，故健康產業發展很有前景。現在安全形勢不太好，這就需要提供很多的安全產品和服務。我們還要建設美麗中國，大家都想形象美麗，也需要很多美麗產品和服務來滿足。

 

       總之，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與“吃穿住行用”老五大需求相比，“學樂康安美”這新五大需求的發展潛力更為巨大，這就是消費結構升級的主要方向。適應消費結構升級的方向，今后應重點發展教育培訓、文化創意、現代傳媒、信息服務、休閑旅游、醫療醫藥、健康服務、養老保健、節能環保、安全服務等產業。
 

       【人物名片】

       李佐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經濟學博士，博士生導師，研究員，著名經濟學家，人本發展理論創立者，華中科技大學、湖南大學等校兼職教授，同時兼任多個學術團體職務，被多個地方政府聘為顧問或首席經濟學家。博士師從我國權威經濟學家吳敬璉研究員，碩士師從國際著名經濟學家、發展經濟學奠基人張培剛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