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共十九大的落幕， 未來五年中國經濟走向和改革進程是當下社會各界最為關注的焦點問題。津上俊哉（TsugamiToshiya） 曾長期在日本經濟產業省工作，1996-2000 年任日本駐中國大使館經濟參贊，對中日兩國經濟有著深入的觀察和研究。津上俊哉曾極度熱衷于中國的入世問題，有人因此認為他是典型的“Chinaapologist”( 中國的辯護者 )，但他始終強調自己只是自主客觀地表達觀點。在津上俊哉看來，中國在結合自身特色發展市場經濟過程中所遇到的西方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批評，日本也曾經歷過，因此他對于中國的發展道路有著同理心。值此轉型之際，《中機院》對津上俊哉先生進行了專訪，其對中國未來發展路徑和面臨挑戰的思考值得借鑒。

 

未來發展新動力
 

        中機院 ： 習近平總書記作中共十九大報告時指出 , 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 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中國過去的經濟增長主要依賴大量信貸推動的房地產和基礎設施投資，但這種增長模式導致了一些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并被普遍認為是不可持續的。你認為下階段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增長的新動力來源于哪里？

        津上俊哉 ： 從供給側經濟學的角度來講，答案很簡單，就是盡量培育目前正在快速成長的“新經濟”，并盡量把由于產能過剩、呆賬等問題受損的“舊經濟”縮小到可持續的、應有的規模，然后把“舊經濟”的過剩勞動力等生產要素轉移到“新經濟”領域。在培育新經濟方面，我覺得中國現在做得很不錯，但后面的改革就是典型的“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不僅是中國，其他國家也是一樣。

 

對增長放慢應提高容忍度

 

        中機院 ： 你如何判斷中國未來五年的經濟走勢？你認為中國經濟當前進入了“新周期”嗎？

        津上俊哉 ： 2017 年上半年中國名義 GDP 增長率達 11% 以上，可謂是全球經濟的“發動機”，全球各國應該向中國表示感謝。但有必要跑得那么快嗎？高速增長是否可持續？考慮到其負面作用也較為明顯，我認為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應該逐漸地減速。當然也別減得太快，否則中國經濟患上“流感”，全球經濟都要被傳染。

 

        中機院 ： 在當前中國的政策體系中，一種標準的表述是 ：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加強財政、貨幣、產業、區域等調控政策的協同。你怎么評價短期宏觀調控政策？日本曾是“產業政策”這個概念的發源地，你認為，除了貨幣和財政政策外，應該如何用好產業、區域等調控政策？

        津上俊哉 ： 總的來說，我對政府調控是持批評性態度的，因為政府的能力沒有人們期待的那么高。而且，“穩”有其弊端，比如一直保持“穩”的經濟應該不會發現熊彼特所說的“創造性破壞”，會失去創新的機會和動力。我特別不看好“產業政策”那樣的微觀調控。根據日本過去的經驗，產業政策能夠發揮作用的時期只不過是產業結構非常幼稚，且對經濟發展需求所在和趨向誰都能看得清楚的時候而已（比如日本戰敗

后的經濟重建期）。隨著經濟水平上升和經濟規模增大，“看準”產業發展的趨向越來越難，并且不可避免地會帶來“重復建設”等弊端。所以這些調控政策（或者說“政府的經濟干擾”）都不能超越“度”，一旦過度就“弊大于利”了。

 

下階段面臨的挑戰

 

        中機院 ： 有人認為中國不會出現經濟危機或硬著陸，但相應的穩增長政策工具會導致扭曲（比如債務積累、房地產泡沫、金融與實體經濟脫鉤），進而影響長期增長。你認為應該如何應對這些困難？

        津上俊哉：中國政府經常說“中國有能力防止什么什么”，這樣說沒什么問題，因為中國政府的經濟力量非常強大。但正如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朱寧在他的著作《剛性泡沫》里描述的那樣，因為政府有這個能力，無論是企業還是個人都會去冒不該冒的投資風險。這是個惡性循環，是政府給經濟帶來的最大扭曲。中國在未來五年面對的最大挑戰也是這個。

 

        中機院 ： 到 2021 年，中國的目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2049 年，中國的目標是全面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你認為中國應該如何做才能實現“兩個百年目標”？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中國學術界一直在討論的“中等收入陷阱”，你認為中國應該如何做才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

        津上俊哉 ： 第一，就短期而言，中國應該擺脫“投資中毒癥”。2009 年到 2017 年上半年，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完成額是 347 萬億元人民幣，預計到 2018 年上半年會超過 400 萬億元人民幣，這個數字是不是很龐大？“投資中毒癥”背后的原因是唯 GDP 論。國外對“到 2021 年中國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有兩種不同的評價，一種是說“仍然堅持‘全面小康’目標作為前提的‘GDP 翻一番’的數量型增長指標”，看來還要積累效率很低的公共投資；另一種是說“沒有直接提到‘翻一番’是個好消息，有望能夠稍微擺脫‘投資中毒癥’”。哪種評價是準確的，我還看不清楚。

        第二，就中長期而言，關鍵在于如何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它就是未來經濟成長的發動機。正如前面所說的，在盡量培育目前快速成長的“新經濟”方面，我覺得中國做得很不錯，但在縮小受損的“舊經濟”方面，如果滿分是 100 分，我只能給不到 60 的評分。如果只有一個發動機，中國這駕飛機難以保持應有的飛行高度。

        第三，就是對人口動態變化問題怎么應對？這不是“人口紅利消失”的問題，而是人口紅利逆轉的“人口壓力”問題，即使能夠提高一點全要素生產率，如果中國勞動人口下降的話，那么前者改善的效果是被相抵的。雖然這不屬于傳統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卻是中國無法回避的一個嚴峻問題。

 

經濟治理新理念
 

        中機院 ： 在全球化倒退、國際經濟秩序發生變化的階段，中國應如何在全球治理方面發揮積極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論述中國應努力避免掉入“修昔底德陷阱”。你認為中國能否避免掉入“修昔底德陷阱”？

        津上俊哉 ： 中美兩國能否避免掉入“修昔底德陷阱”，中國一只巴掌也“拍不響”，需要雙方的努力。因為美國也不是特朗普一個總統說了算的國家，采取極端措施的難度非常大。但我認為情況還不容樂觀。我們應該更多地關注，是什么讓特朗普當選？什么造成了“脫歐”等問題？一些中國朋友把這些現象解讀為“西方霸權的終結”，但我覺得這是很不妥的想法。正如習近平主席在世界經濟論壇上講的那樣，經濟全球化確實帶來了新問題，但如果我們“因此把經濟全球化一棍子打死”的話，后果遠不止于“西方霸權的終結”，全球就會陷入非常恐怖的混亂之中，因此我們應全力維護“自由貿易”。從這個觀點來看，習近平主席一再呼吁要維護“自由貿易”的做法值得贊賞。但中國也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比如國有企業的一些現狀還是與市場經濟與自由貿易的原則有沖突 ；此外，應該避免把經濟手段用于一些政治外交問題（比如薩德和韓國樂天問題）的處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