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作為創新主體，在發展新質生產力過程中，如何與政府做好配合？新興產業是否存在重復競爭？如何看待美歐所謂“中國產能過剩論”？

近日，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副主任、研究員姜江在接受專訪時表示，新質生產力的落腳點還是生產力，但是更加強調創新、綠色、效能、質量，這是新質生產力的本質，不是看具體什么行業。

姜江認為，在企業發展過程中，政策應更多著眼于解決企業創新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彌補企業創新的短板，引導企業投身創新、致力于創新。國家重大的科技專項、財政支持的創新專項等，應該更多向企業尤其是有創新動力、機制靈活的民營企業傾斜。對國有企業，應該優化績效評價考核機制，給他們“松綁減負”，激發其創新動力。

姜江表示，政府最核心的作用是要造平臺、造生態，但在一些時候，政府會對產業發展有方向的指引、引導，“但是選賽道和選‘運動員’是兩個概念，政府甄別出方向，可以通過各種各樣的辦法引導產學研朝這個方向走。至于誰來走，不需要指名道姓。政府可以定標準，通過標準來篩選‘運動員’。”

針對所謂“中國產能過剩論”，姜江強調，新質生產力的高效能特征，意味著我們具備研發、生產新能源汽車、光伏、風電等產品的能力、條件和潛力，在國際市場上有競爭力，并不是盲目擴大規模、提高產量，過剩產品傾銷到國際市場。“事實上，當前新質生產力的創新主體企業們，都是精準提前預判國際國內市場需求規模，精準化安排產線產品和服務，訂單式生產和批量生產相結合，產品和服務在國內外市場上經常供不應求，完全不存在產能過剩問題。”

新質生產力落腳點還是生產力，但更加強調創新、綠色、效能、質量

問：您如何理解新質生產力？它和過往我們提到的生產力有哪些不同特點？

姜江：大家對新質生產力的理解也是經歷了一些過程。2023年9月份總書記提出“新質生產力”一詞。之后大家產生了很多討論，一度對新質生產力的理解相對片面——主要關注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

按照總書記1月31日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講話精神，新質生產力是指“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

這對“新質生產力”概念有了非常明確的界定。可以看出新質生產力的落腳點還是生產力，但是區別于僅僅關注規模、增速、效率的生產力，新質生產力更加強調創新、綠色、效能、質量。

創新，就是以顛覆性科技創新為基礎，在當前這個時間點，比如面向未來15年甚至中長期，更多表現為人工智能、生命科學、材料技術、可再生能源技術等產業化，衍生的大量新產品新服務新業態，也表現為科技創新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推動傳統產業向智能化、高端化、低碳化演進的過程。

綠色，即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是可持續的，過程是節能降耗的，符合雙碳目標，發展愿景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不是依托傳統的不可再生能源、按照粗放式增長方式、難以為繼的發展模式。

效能，即新質生產力不僅僅關注效率、強調速度，更強調實現新的效率所具備的能力，科技實力、產業配套能力、經濟綜合實力、社會治理能力等。

質量，一是指新質生產力本身是一種高質量的生產力；二是指新質生產力不是凌空出現的全新概念，它來源于高質量發展的實踐——比如過去20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從小到大，高新技術產業從弱到強，經濟體量迅速做大等；三是指新質生產力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由個別成為共性，由特殊成為一般，形成理論框架，反過來又指導高質量發展的實踐。

問：效能和效率之間的具體區別是什么？

姜江：它們有點像我們平常說的產能和產量，效率更多是一種結果，即達到多高的速度和規模，效能更強調具備達到效率的能力，會按需供應。這也正好是對近期個別外媒無端指責我國以“新三樣”為代表的產業走向國際市場是傾銷過剩產能的駁斥。即新質生產力的高效能特征，意味著我們具備研發、生產新能源汽車、光伏、風電等產品的能力、條件和潛力，我們的產品質量過硬，價格優越，所以在國際市場上特別有競爭力，并不是我們盲目擴大規模、提高產量，所謂過剩的產品傾銷到國際市場的問題。事實上，當前新質生產力的創新主體企業們，都是精準提前預判國際國內市場需求規模，精準化安排產線產品和服務，訂單式生產和批量生產相結合，產品和服務在國內外市場上經常供不應求，完全不存在產能過剩問題。

對民企多一些科技專項傾斜，對國企應該“松綁減負”

問：企業是創新的主體，但是企業創新免不了要考慮效率、市場需求，對此，政府、研究機構等外部力量應該如何發揮作用？是否應該形成一些聯動機制？

姜江：企業發展過程中，會有更多考慮長遠發展還是實現短期盈利生存目標的矛盾。政策應更多著眼于解決企業創新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彌補企業創新的短板，引導企業投身創新、致力于創新。

政策的切入點，一是幫助企業解決創新投入不足，動力不足的問題，包括對企業研發活動的稅收優惠力度進一步提高；給予從事創新的企業更多更好的社會榮譽和物質獎勵，以及醫療、子女就業、戶籍等社會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國家重大的科技專項、財政支持的創新專項等，應該更多向企業尤其是有創新動力、機制靈活的民營企業傾斜，發揮企業出題者、答題人、閱卷人作用。對國有企業，他們有創新的實力，應該優化績效評價考核機制，給他們“松綁減負”，激發其創新動力。當然，引導國企投身于創新，更多是在其主責主業的前提下，適當讓他們往上游、下游進一步延伸。重要的是，全社會應該形成一種容錯、包容、激勵創新、容忍失敗的寬松氛圍。

要形成企業主導的產學研用深度融合聯動機制。比如，鼓勵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方向與企業需求更多對接，鼓勵一些偏應用的政府資金資助的重大科技項目由科研院校與企業聯合研發攻關；布局建設更多以企業為主體的重大科技創新平臺，暢通從技術研發到中試到產業化全鏈條；更好強化金融保障以及技術市場定價機制，營造鼓勵企業愿意創新、勇于創新、擅于創新的良好制度生態。

問：我們看到，世界上新技術與新應用多半發生在初創企業，您認為原因是什么？這些經驗對于我們培育新質生產力，是否有一些啟發意義？

姜江：初創企業創新的優勢很明顯，創業團隊往往掌握核心技術，決策過程效率高，目標比較單一，細分市場比較清晰，遇到市場變數、政策變數時“船小好掉頭”，具有輕資產、重智力等特點，這些都特別適合去做“0到1”環節的創新。

從國際經驗看，初創企業的蓬勃發展有幾項特別必要的先決條件：首先，需要有比較暢通的退出機制。我們看到，國外一些初創企業，最終被收購的情況非常常見，創業團隊的初衷也并不一定是要把企業從小做到大，而是運作到一定階段，有更適合的企業接手就順理成章出售。大企業也非常認可通過收購小微企業實現新業務拓展轉型的模式。相應的，有利于初創企業退出的交易機制、制度也就比較完善。

其次，需要有專業化技術轉移機構、中試平臺、平臺企業等密切合作。初創企業專注的環節比較集中，上游需要有強大的智力資源、技術資源支持，下游需要有專業的中試平臺、技術轉移機構運作，到了“1到100”的環境，更需要與信用好、經驗豐富的平臺企業合作，將一些生產環節外包。此外，還需要有靈活多樣的風險投資和金融支持手段。

從胡潤2023年全球獨角獸排行榜數據看，目前，美國擁有666家獨角獸，中國316家，世界其他國家有379家。從過去３年數量分布變化看，中美獨角獸在企業數量、估值、區域分布均勻情況等方面的差距在拉大。總體看，我們國家資本市場對初創企業的支持確實不夠，資本更加追逐短平快的回報，“耐心資本”亟待壯大，也需要更多元、更創新、更靈活、更著眼長遠的風險投資介入。

問：小而輕的初創企業和“集中力量辦大事”各自的優勢是什么？適應的條件是否不同？

姜江：一些重大技術，尤其是一些顛覆性的前沿技術的攻關，前期需要投入的資金規模確實特別大，相對回報周期長，風險也比較高，這時“集中力量辦大事”能夠調動各方面資源。

但是確實要防止一種現象，有時候企業努力的方向最后是不是有市場，周期是不是單個企業所能承受，企業是否太盲目跟風，這是需要關注的。

問：您怎么看待“耐心資本”亟待壯大的現狀？

姜江：這幾年經濟發展處在“爬坡過坎”、攻堅克難比較關鍵的時間點，確實有太多資本持一種觀望態度，甚至可能有一點風險的投資行為都不愿意嘗試。

現在很多地方政府也在通過設立新興產業的引導基金，相應帶動一些風投跟進，簽訂互補的投資協議，互相承擔一些風險，未來共享利益，這一定程度上能有助推緩解的作用。

政府特定時候可以引導產業發展方向，但選賽道和選“運動員”是兩個概念

問：我國有大量基礎良好的傳統產業，您認為傳統產業應該如何發展才能符合新質生產力的要求？

姜江：目前各方面對新質生產力的認識比較統一了，既包括新興產業，也包括傳統產業的智能化、高端化、綠色化、服務化過程。現在對新質生產力看的是本質，即創新、高質量、高效能、綠色等，不是看具體什么行業。

很多地方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時，特別沒有忽視傳統產業，形成很好的實踐。例如，廣東省制定出臺紡織服裝新質生產力行動方案，在新產業、新制造、新技術、新模式、新消費、新服務等方面實施六大專項行動，推動紡織服裝業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湖北省出臺18條舉措加快培育新質生產力，提出構建以先進制造業為骨干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尤其強調推動汽車、鋼鐵、化工產業改造升級；黑龍江省專門制定了《黑龍江省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行動方案（2023—2026年）》，圍繞構建具有黑龍江特色優勢的現代化產業體系，通過開展千企技改、制造業數字化轉型、中小企業數字化賦能等行動，加快傳統產業轉型升級。

這些地方是綜合考慮了本地區資源稟賦條件、現有產業基礎、未來增長潛力等因素做出的規劃，給傳統產業注入更多先進生產力質態和活力。

問：當前，各地都在布局發展新質生產力，您認為地方發展新質生產力如何做好差異化競爭？政府在培育新質生產力時，應該如何把握引導的力度和界限？

姜江：地方布局培育發展本地區的新質生產力，要基于多因素綜合考量，既包括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大方向大趨勢，國家大政方針引導的新賽道方向等，也包括本地區資源稟賦、產業基礎、市場潛力、科技智力基礎等。

我們梳理了2024年各個省區市政府工作報告中對新質生產力的闡述，有一些地方也專門發布了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專項行動。雖然社會上有一些聲音認為存在低水平的重復競爭，但我們總體看下來后發現各地都在差異化發展，同一方向中可能也有很多不同環節，很多細分的賽道。

政策的著眼點應該是“站高一步、退后一步”，切入點應該是搭平臺、造生態，最大限度調動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最大限度發揮企業創新主體的積極性。政策可以適當引導，但是不用完全沖在前面去選方向、定方向，而是應該積極打造有利于新質生產力發展壯大的各類平臺、設施，比如新型研發機構、科研院校學科建設、科學基礎設施、新基建、實驗室和公共創新及技術轉化平臺等。積極營造軟環境，比如更靈活創新的融資環境、更多向民營經濟傾斜的科技攻關項目組織方式創新、有利于引人用人留人的薪酬激勵和社會保障制度、有利于鼓勵創新資源跨地區、產學研跨部門流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環境等。

問：政府應該避免選擇產業方向或企業嗎？

姜江：我認為政府最核心的作用是要造平臺、造生態，但是在一些時候，政府會根據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方向，根據全球新賽道主要發達國家的布局，根據國家可能有一些“卡脖子”技術或者有搶占新的制高點的戰略需要時，會有一些方向的指引、引導。

但是選賽道和選“運動員”是兩個概念，政府甄別出方向，可以通過各種各樣的辦法引導產學研朝這個方向走。至于誰來走，不需要指名道姓。政府可以定標準，通過標準來篩選“運動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