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臨空經濟區的起步，可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初。1992年四川成都成立航空港經濟開發區，是我國臨空經濟發展的雛形。之后北京、上海、廣州、廈門等數個城市，相繼啟動了臨空經濟發展規劃和建設，國內臨空經濟逐漸發展。2010年，隨著國內民航運輸業規模突破500億噸公里，臨空經濟進入百花齊放的快速發展階段。2013年，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被確立為“以航空經濟為主題的國家級新區”，標志著臨空經濟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進一步激發了各地臨空經濟發展熱情。如今，國內旅客吞吐量在1000萬噸以上的機場所在地均規劃了臨空經濟區，旅客吞吐量在500萬～1000萬的機場所在地區也紛紛推進，初步形成了以北京、上海、廣州為中心，以成都、昆明、重慶、西安、深圳、杭州、武漢、沈陽、天津等省會或重點城市為骨干，其他城市相繼跟進臨空經濟基本格局。截至2014年底，全國62個城市，依托54個機場，已經規劃了63個臨空經濟區，此外，還有多個城市正在規劃當中。但總體來說，目前國內臨空經濟發展規劃滯后、臨空指向較弱、空間利用不夠合理等問題依舊突出，尤其在面向“十三五”中國發展新常態和對外開放新局面時，國內臨空經濟的發展面臨著諸多新挑戰和新要求。
戰略定位面臨新調整。“十三五”在TPP、TIPP等國際新貿易規則以及一帶一路等對外開放新戰略的推動下，中國對外開放格局將出現深刻變化，在提升向東開放水平的同時，重點加強向西開放，加強內陸沿邊地區口岸和基礎設施建設，為許多原先缺乏對外開放條件的地區、尤其是中西部地區提供了新的機遇。臨空經濟作為一個地方對外開放的重要載體，在新時期應重視戰略規劃，用好機場、多式聯運物流等資源條件以及自由貿易區、綜合保稅區、工業園區等載體平臺，打造各有側重、各具特色的對外開放基地，促進地方對外開放、產業升級。
體制機制面臨新突破。臨空經濟區是圍繞機場的發展區，管理體制包括機場運營管理體制以及空港經濟區開發管理體制兩大板塊，涉及機場運營方、園區管理方以及機場所在地各級政府，園區往往還分為出口加工區、保稅區、物流基地、工業園區等多個板塊，造成條塊分割嚴重、產業協調不足、資源共享不暢等問題。以北京順義臨空區為例，順義臨空經濟區的空港口岸、出口加工區、大通關基地、保稅中心等幾大平臺空間布局分散，管理機構不同，降低的北京空港貨物通關效率，平均來說，北京機場貨物通關時間為3個小時，是仁川機場的1.5倍、香港機場的6倍，大大削弱了北京機場的速度競爭力。創新體制機制，提升臨空經濟區運轉效率，是“十三五”期間臨空經濟區深化對外開放、提升綜合競爭力的關鍵。
產業發展面臨新要求。機場是臨空經濟區最具特色的優勢資源，臨空經濟區內應重點發展應具有臨空指向性的附加值較高的高技術產業、高端服務業。但是受到發展程度限制，目前國內臨空經濟區產業層次較低，對航空物流需求較高的生物醫藥、電子信息、金融會展等產業在臨空經濟區內發展不足。“十三五”時期，在一帶一路等區域經濟新戰略影響下，全球產業資源要素配置將出現新變化，物流便利、機制靈活的地區將在產業發展中獲得更大的市場、更多的資源，要求臨空經濟區積極謀劃高端產業，推動升級發展。
發展模式面臨新轉變。一方面，臨空經濟區的建設發展往往面臨著大范圍的征地拆遷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產業投入，資金需求龐大，而傳統主要依賴土地出讓金籌措建設資金的模式在政府土地財政趨緊的背景下已難以為繼，資金短缺已成為許多地方尤其是三四線及以下城市臨空經濟區建設發展的一大瓶頸。另一方面，臨空經濟區的發展涉及機場物流、保稅貿易、園區運營、招商等多個方面工作，對專業能力、綜合素質要求較高，人才支撐不足導致臨空經濟區建設難以高效展開的問題日益突出。探索一條高效專業的臨空經濟區建設發展模式是國內臨空經濟區“十三五”期間需要解決的另一大重要課題。
為此，“十三五”時期國內臨空經濟區應重點在以下幾方面展開積極探索：
推進多規合一，實現產業與空間的有機結合。“十三五”，臨空經濟區應充分研判新形勢、新機遇、新挑戰，找準自身定位，科學制定發展新規劃，條件成熟的地區可積極推進多規合一，實現臨空經濟區在總目標定位指引下統一銜接、功能互補、相互協調，實現集約、高效、可持續發展。具體來說，臨空經濟區應按照區域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合理規劃引導人口、產業、城鎮、公共服務、基礎設施、生態環境、社會管理等方面的發展方向與布局重點，規范空間開發秩序，推進發展規劃、土地利用規劃、生態環境保護規劃、基礎設施建設規劃等多個規劃相互融合，推動域內機場建設區、綜合服務區、保稅區、產業集聚區、現代物流區等多個板塊有機銜接，解決當前臨空經濟區發展中各規劃自成體系、各板塊銜接不暢，航空等高端要素資源不能得到充分發揮的突出問題。此外，應重視產城融合理念的結合，按照產城一體、節約集約的思路，便利交通網絡，優化空間布局，完善功能平臺，建設集約有序的產業空間、綠色宜居的城市環境。
創新體制機制，激活臨空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十三五”期間，臨空經濟區所在地方應制定工作計劃，有序推進臨空經濟區各板塊的統籌管理，建立統一的管理機構或成立高級別協調工作小組，搭建工作機制，推進臨空經濟區的統一開發、統籌管理，重點協調經濟區范圍內的園區、機場、保稅區以及各行政區域等各板塊共同推進交通路網、水、電、氣、通訊等基礎配套設施建設，協調物流體系的銜接以及重大項目的布局，強化通關一體化、港區聯動、多點互通、跨境電商試點等機制創新，最大程度激活區內發展活力。條件成熟的臨空經濟區還可積極開展“臨空經濟示范區”建設申報工作，爭取國家、省、市支持，進一步推進管理體制、運行機制方面先行先試，著力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推動臨空經濟區發展躍上更高的平臺。
遴選優勢產業，構建高端產業體系。產業選擇對于臨空經濟區的升級發展至關重要，與港口、鐵路、公路等其他運輸方式相比，臨空經濟的最大優勢在于速度和全球易達性，較適合發展現代服務業、高值低重的先進制造業，因此，臨空產業區在產業選擇時應充分挖掘臨空優勢，立足本地資源基礎，制定差別化的產業政策，優化投資環境，引進適合臨空經濟區發展的高端制造業、現代服務業入駐臨空經濟區，限制傳統產業入區發展，構建臨空指向鮮明、產業優勢突出的產業體系，從而達到以特色產業比較優勢贏得市場、贏得發展的目標。如上海依托虹橋機場發達的航線資源，結合資本、技術和人才優勢，在虹橋空港區匯集了包括博世、聯合利華、統一、佳通、愛立信、攜程、聯強國際、神州數碼、佳杰科技等一批國內外知名企業總部落戶，打造了以總部經濟為特色的產業集群。
探索ppp等多元化方式，加速臨空經濟區建設。在國家推動政府職能轉變、構建現代財政制度的背景下，引入社會資本參與包括臨空經濟區在內的園區、新城建設已成為共識，《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也明確指出“鼓勵社會資本參與城市公用設施投資運營。鼓勵公共基金、保險資金等參與項目自身具有穩定收益的城市基礎設施項目建設和運營”。其中，在ppp模式下，社會資本可有效利用資金優勢或項目經營管理優勢通過BT、BOT、BBO模式、BLOT模式、BOO模式、FDBO(融資-設計-建造-運營)模式等多種方式參與臨空經濟區基礎設施、產業平臺的開發建設，并按談定的合作模式獲取可預期的穩定回報與收益，政府則可為項目建設提供法律法規政策方面的指導與意見，亦可作為公共服務的提供方為項目提供更加優質的公共服務與政府服務，有利于發揮政府和社會資本各自優勢，能有效保證臨空經濟區在遵循規劃方向的指導下加快建設進度。臨空經濟區可通過對區內交通、環保、給排水、文體場館、養老機構、學前教育、公共服務平臺等項目進行嚴格篩選和精心策劃，將適用ppp模式的項目納入ppp項目庫，公開發布、組織實施、統一管理，推進臨空經濟區建設的加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