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形態已然成為超級城市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源泉。武漢數字經濟發展已取得部分成效，但其資源優勢尚未完全轉變為發展動力，數字經濟發展仍有較大提升空間。本文從優化數字經濟發展環境、完善多層次數字金融服務體系、探索協調統一的數字金融監管路徑、建立健全數字經濟發展重點支撐體系等方面，分別探討武漢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路徑。
一、優化數字經濟發展環境和基礎設施建設
（一）優化數字經濟政策環境。數字金融行業已成為我國金融發展的戰略布局，武漢作為數字金融發展的先鋒，應繼續加強政策支持提高中國金融競爭力。一是增加財政支持，可以考慮進一步鼓勵大型企業參與金融的數字化建設；二是優化財務管理環境，以數字金融為引領，提高我國金融業的競爭力；三是減少政策壁壘，鼓勵中國金融機構“走出去”，參與全球數字金融建設，為其他國家提供示范效應。同時，鼓勵與來自我國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的數字金融業務互連，實現數字金融發展在中國連通。
（二）加強數字經濟組織保證。一是科學規劃指導，并完善實現機制。針對武漢數字經濟的發展規劃，建立科學規劃指導，并完善實現機制。健全決策咨詢制度，加強與國內外科研機構的合作，建設數字經濟智庫，提供決策咨詢服務等。同時，需要推行全面的屬地責任制，形成因地制宜的產業規劃和布局。二是全力打造適宜數字經濟發展的營商環境。加強數字經濟發展的營商環境，建立政府引導市場主導的模式，鼓勵企業充分發揮市場主體作用。同時，在保證安全底線的前提下，適度放寬數字經濟市場準入條件和企業設立門檻。強化監管平臺，完善統計體系和評價機制，同時研究建立數字經濟管理規范，完善企業考核機制。三是著力促進協同開放發展。在武漢城市圈內，加強各市與武漢主平臺的對接，推動產業和應用延伸，縮小“數字鴻溝”。加快武漢云等核心技術支撐能力等數字技術工程的服務能力輸出，積極承接高端會議活動，在數字經濟方面提升武漢的影響力。
（三）夯實數字經濟競爭基石。完善數字金融基礎設施是數字金融發展的重要支柱。政府部門應立足，加快推動中西部地區的數字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引導傳統金融服務機構進行數字化轉型。與此同時，還應借鑒主要發達國家數字金融發展經驗，立足我國國情，夯實數字金融競爭基石：一是完善社會信用體系。數字金融發展需要完善的社會信用體系。應構建一個“信譽第一”的社會環境，將信用最高的概念貫穿于個人發展、產業發展和國家發展。同時，通過信息技術打破各部門“信息島”，將全面應用到金融機構、信用信息，實現金融服務的本質。二是加強人工智能、機器學習、信息技術等的研究與開發。通過人工智能、數字技術來提高金融服務效率，提高金融資源配置，但數字金融的應用前提是擁有先進的信息技術。因此，政府部門應給予政策支持，鼓勵金融機構加強數字技術的研究和開發。與此同時，金融機構應該把重點放在增加數字金融應用技術、風險預警和風險控制技術的研究和開發工作，提高數字金融應用能力，減少信息不對稱問題，提高金融創新能力和風險控制水平。三是提高居民的金融素養。低金融素養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限制了中國數字金融的發展。數字金融發展取決于居民對金融的接受和使用，例如在邊遠地區居民的金融素養較低，居民對數字金融服務更排斥，導致在某些偏遠地區很難開展數字金融。
二、完善多層次數字金融服務體系
（一）鼓勵傳統金融機構開展數字金融業務。傳統金融機構在我國金融體系中發揮支柱作用。數字科技賦能傳統金融機構在開展數字化轉型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中起到不可替代作用。一是鼓勵傳統大型金融機構開展數字金融業務。傳統大型金融機構在人才儲備、資本、資源方面具有充分的優勢，并且近年來傳統大型金融機構也紛紛設立金融科技部，以此探究數字金融發展路徑。然而，傳統大型金融機構在考核機制方面仍然側重于金額、壞賬比等方面，導致員工無法有效開展數字金融業務。據此，建議傳統大型金融機構充分發揮人才、資本優勢，創新數字金融產品與風險控制機制，控制數字金融業務違約風險，降低壞賬比。同時，優化員工考核評價機制，以業務數量導向為主，充分發揮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的作用。二是鼓勵傳統區域性金融機構開發特色數字金融業務。雖然傳統區域性金融機構在人才、資本等方面無法與傳統大型金融機構相比，但是傳統區域性金融機構對區域經濟發展與企業實力有著充分的了解，加之在區域經濟發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從而積累了一定的資源。因此，建議地方政府支持傳統區域性金融機構數字化轉型，從而充分發揮傳統區域性金融機構屬地優勢，立足區域經濟發展情況，開發具有地區特色的數字金融業務，以此支持區域中小微企業、農戶等群體的發展，促進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
（二）探索新的數字金融服務模式。隨著數字金融的逐步發展與應用，數字金融機構衍生出多種數字金融產品，監管部門應繼續保持“包容審慎”態度，充分激發金融創新活力，鼓勵創新數字金融業務，并嘗試探索數字股權融資，以此支持中小微企業快速發展。同時，提倡數字金融機構為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充足的金融服務。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潛力大，對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科技型中小企業風險高、融資需求高等，使得傳統金融機構“望而卻步”，進而導致科技型中小企業難以生存。因此，應鼓勵數字金融機構向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搭建數字金融科技型中小企業服務平臺，推動我國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從而驅動我國經濟，反哺數字金融發展。
（三）聚力數字技術創新的短板突破，搶占數字經濟制高點。一是聚焦數字技術創新短板，搶占數字經濟制高點。首先，在新一代信息技術、醫療和生物技術、智能裝備制造、新材料、新能源和智能汽車、商業空間、網絡安全等領域實施重大基礎研究和科學研究；其次，通過數字技術集成項目的創新，提升工程機械領域的設計和系統集成能力，達到世界領先水平；最后，促進“武漢·中國特色軟件城”的建設，支持企業操作系統、數據庫等基礎軟件和EDA 行業軟件開發和產業化，打造自主軟件產業生態學和信息技術創新示范區。二是加快建設主要數字技術研發平臺，建設國家數字經濟創新研究和發展中心。優化提升武漢光電國家研究中心、國家數字制造設備和技術等科技創新平臺，成為國家重點實驗室的一個戰略科技力量。加快建設國家制造業創新中心，提高共性技術供給能力。三是進一步改革和完善數字科技創新體系。鼓勵企業和高校、科研機構建立戰略聯盟，建立合作創新社區，專注于先進的應用技術研究，促進科技成果的高質量和高效率轉化。
三、探索協調統一的數字金融監管路徑
（一）構建數字金融長效監管機制。目前，我國數字金融監管方面剛剛起步，建立長期的監督機制是保障數字金融健康發展的重要手段。一是數字金融監管應遵循鼓勵創新、監管一致、底線思維三個原則。首先，明確數字金融是金融服務的創新，提高金融資源配置的效率；其次，相同業務的監管規定是一致的，避免大量的金融機構出現套利；最后，數字金融發展應遵循底線思維，而不是數字金融商業誤導消費者。因此，數字金融監管要明確創新與監管的邊界，既不可以扼殺金融創新，也不能自由放任主義。二是將數字金融納入監管框架，強化功能監管、協調監管與技術監管。應盡快將數字金融納入到監管框架，在審慎監管、機構監管為主的前提下，明確各類業務的金融本質，設立數字金融機構準入制度，實行功能監管。從目前中國金融監管體系來看，主要是分業監管，但數字金融的發展帶有明顯的網絡技術特征，因此應加強跨部門協調監管與技術監管，形成聯合監管機制，防范數字金融風險。三是建立健全法律監管文件，嘗試“沙盒監管”機制。目前，我國對數字金融監管辦法較少，法律監管較為分散，為規范數字金融良性發展，應在宏觀層面建立健全相應的法律文件，通過法律的方式，維護各方法律權益，規范參與者行為。同時，從歐美等國家數字金融監管來看，“沙盒監管”機制較為成功，為實現中國數字金融均衡發展，減少地區間的差異性，可在個別中西部地區實行“監管沙盒”，推動中西部地區的數字金融發展。四是建立數字金融機構信息披露制度與風險控制機制。我國數字金融機構在企業運營、風險控制等方面披露較少，給中國數字金融發展帶來隱患。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可參考股市信息披露制度，可選擇從企業運營模式、風險控制程序、大額資金借貸等方面進行信息披露。金融創新伴隨著金融風險，數字金融發展為中國金融帶來巨大風險。應建立數字金融機構的風險預警機制、風險控制指標以及定期檢查制度，防范區域金融風險。
（二）探索和諧統一的數字金融監管道路。我國對傳統金融監管是以分業監管為主，而數字金融為跨行業、跨市場的金融新業態，傳統的金融監管框架很難進行有效的監管，加上數字金融發展較快，應用較廣，對我國傳統金融行業帶來巨大的影響，也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因此，可以嘗試探索數字金融監管協調統一的道路，以實現協調監管的效果。一是明確監督責任，強調協同監管與分業監管并重。從傳統金融體系監管的現實出發，數字金融可能仍然以分業監督為主。然而，隨著我國數字金融的快速發展，金融產品創新也將層出不窮，為保障數字金融良性發展，達到監管效果，有必要強調協同監管的重要性。具體而言，首先，在明確金融業監管的“主力軍”的同時，劃定工商、稅務等部門的監管職責，加大數字金融檢查力度，協同防范數字金融區域風險；其次，數字金融使得金融服務邊界更為模糊，必須強化各部門的內部通信，實現信息共享；最后，明確監管標準，注意監管尺度，鼓勵金融創新。二是規范行業行為，強調行業自律。我國對數字金融還沒有進行有效的監管，因此數字金融行業自律行為將至關重要。在數字金融發展中，成立數字金融行業協會，出臺行業發展規則和標準，約束、規范企業行為。同時，發揮龍頭企業帶動作用，引導其他企業規范發展。三是合理安排行業自律與政府監管。政府監管與行業自律各有各的優勢，行業自律更強調監管的自覺性。在監管過程中，要合理安排行業自律與政府監管，雙方可定期對金融創新、風險范圍等問題展開及時溝通，從而在避免抑制金融創新的同時，規范數字金融發展。
（三）參與數字金融國際監管活動，提高國際金融治理話語權。2016年由中國牽頭制定的《G20 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已成為國際數字金融發展的重要原則，并成為各國數字金融發展的重要指引性文件。中國已成為數字金融發展的“領軍者”，通過主動制定數字金融發展的行業標準，為各國數字金融發展提供指引。在此基礎上，我國還應把握數字金融發展的領先窗口期，積極參與數字金融國際監管活動，與國際組織和各國建立數字金融監管溝通機制，并做好數字金融發展與監管的國際規則制定工作，提高國際金融治理話語權。
四、建立健全數字經濟發展重點支撐體系
（一）建立健全數字經濟發展支撐體系，聚焦人才。在動態升級人才政策基礎上，突出數字經濟領域的高精度、人才短板等重點，將武漢人才、武漢工匠、十萬人才工程等招聘和人才引進工作逐漸向數字經濟領域傾斜。同時，借鑒上海人才培養模式，加強高校數字經濟領域的跨學科建設，建立區域內校企資源共享、風險共擔機制，培養面向行業前沿的復合型數字人才。完善人才評價體系和用人機制，建立適合科研人員、企業家、技術工人等的人才薪酬體系和收入增長機制，有效留住人才。同時，推行企業CIO制度，抓住新經濟最容易孕育新生代企業家的機遇，爭創具有競爭力和影響力的優秀民營企業家。
（二）加強數字經濟發展的用地和融資保障，使國家人工智能創新發展試驗區的“領頭雁”城市更具優勢。通過加強土地空間配置，鼓勵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向產業園區、小微園等多層次產業平臺集聚發展，為數字產業發展拓展空間。同時，為重大項目提供審批綠色通道和差別化的地價政策。優化調整重點支持領域和方向，統籌戰略性新興產業、工業互聯網、電子商務、產業轉型升級等領域財政專項資金，為數字經濟融資投資提供更多支持。
（三）重視數據價值與數據開放，強化數字經濟發展。按照有序推進的計劃制定武漢數據條例，推動政府數字化轉型。以數據為關鍵要素構建產業創新發展模式，快速實現數據要素的價值轉換。同時，探索創立數字產權評估和交易中心，覆蓋個人隱私保護、數據要素產權配置、數據安全管理等關鍵問題，保障相關主體的數據權利和數據安全。基于民生改善方向開展數據應用活動，合法開展數據交易，挖掘數據的商業、政治和社會價值。(作者：陳嬋 韓栩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