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過分析論證以及對韓國、日本、上海等國內外地區鄉村建設經驗進行借鑒，具體如下：

一、韓國新村運動

1.新村運動背景

20世紀70年代，受政府主導的出口導向型戰略影響，韓國國民經濟實力雖然得到顯著提升，但政府過度重視工業發展的策略，造成城市和鄉村發展進一步分化。為避免出口型工業政策繼續單方面帶動城市化發展，韓國政府以治理現代化為目的，發起了以“勤勞、自助、合作”為精神的新村運動。

2.新村運動主要內容

新村運動最主要特征便是將村莊視為一個經營單位，就發展歷程來看，大致可分為以改善生活設施的基礎階段、擴大項目范圍的拓展階段、縮小城鄉差距的提高階段、建立私營部門的跨越階段并延續至當前的自我發展階段，整體呈現從政府建設到民間建設過渡趨勢。

運動初期，韓國政府主要著眼于政府組織領導體系建設。由民政部出面整合科教文衛等支持性部門，增設部門間協調與咨詢委員會等機構，負責新村運動政策專項制定。在地方上則模仿中央政府，成立農村建設會等行政組織，借助其動員協調作用，力圖破除因條塊分割造成的部門職能交叉。對于治理方式的選擇，韓國政府注重將理念革新看作制度創新著力點，在地方村社一級，采取任命公務人員作為地區領導人、村莊帶頭人等方式，組建村發展委員會，負責調動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鄉村非正式資源開發，輔助鄉村項目開展。通過提供多元培訓幫扶機制，幫助自愿服務于建設的本村居民成為新村建設領袖。為農村外部變化和創新要素的引入提供中介，凸顯農村帶頭人作用。在鄉村建設資金利用方面，不同于企業追求市場利益的經濟行為，新村運動更注重于村莊內部的協同合作。鼓勵農民通過自我規劃，建立所謂的自立型村莊，實現自我增進和精神啟蒙。當政府項目資金進入時，再通過采取復次項目辦法，將投入小規模工程的使用資金，一部分用于支付勞動報酬，剩余的劃為村莊集體流動資金，在村莊進行循環投資，實現經濟自我帶動。同時，基于農村社會鄉土性的存在，韓國政府提倡相鄰地區的村民建立以鄉情為紐帶的信任機制，當一方面臨資金困難時，鼓勵其他村莊發揮互助精神，采取共同出資、提供低息融資等措施，填補資金缺口，達到推動鄉村區域事業整體發展的長遠目的。

3.新村運動啟示

（1）平衡農業與工業關系

新村運動肇始于城鄉發展兩級分化，根源在于產業結構失調。我國整體現代化的目標要求農村現代化的發展需要得到城市工業的支持，但這并不意味著農村需要依附城市，農業的發展應與工業的并行，而不能單純以工補農或者以農補工的極端做法，將犧牲某一方權益作為代價。當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騰飛，大多數以農業讓步于工業為代價，資源偏斜、城市剝削導致工業發展明顯快于農業，最終的結果是城鄉經濟逐漸失衡。面對我國現階段破除城鄉二元發展需要，有必要將地區農業與工業的比重維持在一個可以接受的比例，優先得到一定發展的城市必須反哺農村，以工業轉移等形式支持農業發展，帶動農村跟上城市發展步伐，相對實現城鄉統籌發展。

（2）合理發揮政府作用

小農經濟的存在雖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歷史發展的需要，但對于發展中國家，尤其像我國快速發展的農村地區，無疑會阻礙經濟市場化發展需要。加上村民和基層自治組織自身存在的保守、組織力不足等局限，依靠農村自己彌補現有城鄉差距的做法完全不可行，因此有必要推動政府力量介入。韓國政府以行政機制介入農村市場，承擔資源配置職能，以行政方式監督特定資源要素流入相應的生產部門，生產出迎合市場需求的產品，幫助農村經濟結構適應性調整對我國新階段農村經濟轉型具有一定借鑒意義。但更值得肯定的是，韓國政府既沒有搞無為而治，也無一攬包辦。政府在職責履行的過程中，尊重吸納以村民意見為代表的農村實際訴求，起到了一定引導村民正向建設的積極作用。韓國各級政府清楚地意識到，必要的行政干預應是在農村市場出現結構性偏差的最后手段，對于政府行政力量作用的片面夸大，容易引起村民的抵觸情緒。

二、日本造村運動

1.造村運動背景

相對于韓國為彌補工業化加速導致的城鄉發展失衡，日本造村運動更多的是出于對城市化進程中如何緩解農村地區人口流失和農業生產力不斷下降的考慮。為滿足對戰后城市重建的需要，日本政府將主要資源集中在都市地區，吸引了大量農村青壯年流入，相應地導致了城鄉之間人口不平衡的加劇，嚴重的人口過疏使得農村逐漸面臨瓦解的危機。對此，為實現農村地區可持續發展，日本政府以適應信息化時代需要作為基本任務，開展了名為“造村運動”的鄉村建設行動。

2.造村運動主要內容

一是發展特色農業產品。日本政府以開發地方特色景觀建設為重點，提出了打造“一村一品”特色工業策略。在農村地區工業交不成熟的條件下，根據地方自然環境，建設相應小產業基地，鼓勵通過對農產品進行1.5次加工，盡可能用較低的成本滿足較多的消費者需求，提高農產品價值。二是培養高素質農村隊伍，加強農業技術普及。日本政府通過專設營農指導崗位，結合三級農協合作化組織建設農民教育培訓，以期在為區域農業發展提供規劃指導的同時讓有條件、有意愿的部分農民提高自我素質，為農村發展奠定人才基礎。三是尋找鄉村發展可持續動力。日本政府通過提高技術待遇、完善發展空間和職業平臺等多種方式，結合物質激勵，加大對鄉村群體特別是青年群體的內生動力刺激和外來力量的吸引力度，將具體建設行動囊括至村莊共同議題，塑造鄉村建設共同體，激發村莊集體參與意識；四是創新農村融資制度。為提升村莊建設資金的使用效果，日本政府在政策層面專設資金項目，但運用至具體劃撥分配上則傾向于減少直接投入，以避免過度依賴財政資金的現象發生。同時以推動村民三級農協組織建設，整合農村地區閑散資金地功效，并在需要時作為低息貸款發放。五是平衡城鄉發展。對推動鄉村與城市實現融合互動地注重，使日本政府倡導鄉村立足自然資源稟賦發展綠色生態第三產業，構建村莊與相鄰城市之間建立雙向交流長效機制，通過基層、縣、中央三級農協組織有機聯結，銜接農村與城市市場，推動城市與鄉村協同發展。

3.造村運動啟示

（1）尊重農民主體地位

不同于以政治強化實踐的農村慣性治理邏輯，日本政府在職能定位上偏向于扮演服務型角色，雖然在前期主要由政府引導，通過牽頭成立鄉村振興局，適當頒布調整相關法規，在中央層面明確鄉村治優化涉農法治保障，用于規范鄉村建設。但在確保政策理念的統一實踐上，政府鼓勵同村民之間直接溝通，在具體建設過程中，尊重農民自主選擇。政府的主要為村民提供設計規劃、市場信息等方面基本服務，協助建設相應項目，并不以行政指令自上而下地具體規定村民實踐行動。

（2）增強農民素質和農村組織建設

受傳統思想和自身能力的束縛，生活在農業地區的居民一般在集體性意識和組織程度方面較弱，獲取技能的方式也主要來自長輩的上傳下授。為改變這種相對落后的技能獲取方式，日本政府免費開辦種類豐富的課程培訓班，為村民提供選擇性學習機會，不定期組織特定群體赴外地考察學習，以擴寬農民閱歷見識，培育綜合性高素質人才。在農業生產過程經營決策方面，以往村民的意見主要依靠行政層級依次上報，這無疑會降低同政府之間的溝通效力，容易造成村民與政府無法對具體問題形成統一認識，致使有關資源無法得到高效利用。而農協組織的成立在促進政府與農民雙向交流上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中介作用。一方面取得國家職業部門認證的營農指導員，本身即具有一定的國家規定的相關知識素養，在受雇于農協開展相應農村實踐中，趨向契合政府計劃發展方向，具體通過對農村生產資金使用、農作物品種選擇等方面的引導，普及相關政策理念。另一方面農協組織通過完備的流通服務網絡，組織農民形成大規模的購銷活動，吸引了超過99%的農戶加入，在一定程度上將分散的農戶凝聚成一個較為集聚的群體。從而在自下而上的農戶反饋中，有利于將分散的各類問題反映形成共音，引起政府層面重視和開展農村生產協作服務。

（3）激發共同參與意識

為優化資金使用，提升政府投入效果，日本政府在政策層面專設建設資金，在具體劃撥中傾向于減少直接投入，以避免過度依賴財政資金的現象發生。對于鄉村人才隊伍的建設，一是專設營農指導崗位，聘用人員，結合三級農協合作化組織發展農民教育培訓，以期在指導規劃區域農業發展的同時讓有條件的農民提高自我素質。二是通過提高技術待遇、提供發展空間、搭建職業平臺等方式，以物質獎勵激發鄉村群體特別是青年群體的內生動力，并強化對外來力量的吸引力度，圍繞共同議題出發點打造建設共同體，形塑村莊參與意識，尋求鄉村發展的持續動力。

三、上海鄉村振興示范村運動

1.上海示范村建設背景

出于對稀缺土地資源的戰略認知，作為國際大城市的上海將鄉村地區視為進一步提升城市核心競爭力的新方向。2018年上海市政府以探索大都市郊區農村為目標，結合鄉村振興要求，將區域內鄉村振興示范目標劃分為特色農業、休閑旅游、產業融合、區域聯動、生態保護五種鄉村建設類型，通過在九個涉農區內各選取一個村莊列入示范村首批創建工程，形成更加完備的區域帶動示范效應。

2.上海示范村主要內容

一是突破制度性安排。在示范村創建期間，上海政府通過創新政策設計，瞄準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提供等重點領域，通過調整涉農資金使用方式，建立示范村資金長效統籌機制。在華亭等鎮通過引入地產集團實行市場化運作，加大農村土地流轉力度，實施村域宅基地整建制調整，并允許農民以用地使用權入股集體經營性建設，帶動農民實現股民身份轉變。二是探索多元合作模式。依據各主體參與程度將示范村創建歸結為股份式引入、政府主導合作平臺、村民集體內部主導三種建設模式。根據各村實際需要，通過集中投資，幫助經濟相對欠缺的地區建立一批自我造血產業。三是發揮示范集群作用。立足提升集合效益，關注示范村建設產生的輻射作用，強調示范村及周邊錯落的結合，以五村聯動等方式建設連片發展示范區，探索示范鄉村省際聯動、片區聯動發展模式，促進規模聯動凸顯鄉村振興顯示度。

3.上海示范村建設啟示

（1）項目注重差異化

示范的特點在于以特點帶動發展，可以發現上海政府對示范村建設的村莊選取存在明顯的指標差異。首批九個示范村莊建設綜合考慮了各村莊之間不同的資源稟賦、經濟發展水平、人口結構等結構性因素，覆蓋包括農區、城市近、遠郊區等不同地理區位，在地域分布上相對均衡，相對避免了鄰近區位資源相近，可能導致的同質化競爭資金浪費，為確保各示范村建設和發展模式具有自身的獨特性和可持續性奠定物質基礎。

（2）發揮兩級政府作用

以政府主導的平臺合作型模式為例，多元合作平臺的搭建雖然有利于打破傳統鄉村地區管理窠臼，但同時也相應地加大了對村莊資源地區差異性要求，對各級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上海示范村建設中，市區政府主要負責外部性基礎建設和基本的公共服務，并不直接參與示范村項目活動，主要通過相關政策制定和財政支持，鼓勵示范村創新型建設，吸引潛在參與者。鄉鎮政府則在自身地區熟悉優勢下，通過負責具體空間規劃和項目建設，對示范村建設進行實質指導。面對村內集體經濟缺乏企業吸引力度，導致外來企業局部參與的現狀，鄉鎮政府可以通過建立與之對應的鎮級平臺，帶動村內集體組織變革，為引導村內組織建設、補足集體經濟缺口創造可能。

（3）激活村莊活力

土地市場化運作的引入，不僅能讓閑置土地資源得到有效利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當地農民建設活力。一方面土地市場化運作，會使農民獲得來自土地之外的收益，在縮小城鄉差距的同時，使得農民特別是農村青壯年人群不再將離村進城當作唯一的生活選擇。另一方面身份的轉變和土地使用權的出租，使農民更有時間也更為愿意參與政府或企業組織的相關技能培訓活動，再加上市場運作模式可能帶來的產業遷移，會吸引更多城市青年人下鄉創業，帶動農村相關服務需求增長，為農村帶來新的就業機會，起到進一步帶動村集體經濟發展，激發示范村整體建設活力的積極作用。（作者：龍思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