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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與創新是互聯網時代的文化治理的有效措施

來源:中機院時間:2016-10-21 點擊:1505

日新月異的互聯網技術，正引領和改變著互聯網生態和傳統的產業生態。技術進步推動了互聯網去中心化，形成其多元傳播、融合發展、生態塑造的時代特征，這對于文化發展和治理來說既是機遇也是挑戰。

          日新月異的互聯網技術，正引領和改變著互聯網生態和傳統的產業生態。在互聯網內容上，網絡社區、即時語音通信、交互式網絡電視、直播、彈幕等技術，作為技術支撐和傳播渠道促進了產業的升級的同時，技術本身也成為了互聯網的內容；在互聯網服務模式上，諸如LBS（線上到線下服務）、O2O（基于位置服務）這樣的服務，通過對位置和需求的定位，將網絡和現實生活緊密的連接在一起，實現了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的融合發展。

           技術進步推動了互聯網去中心化，形成其多元傳播、融合發展、生態塑造的時代特征，這對于文化發展和治理來說既是機遇也是挑戰。一方面，互聯網給多元文化的傳播、文化融合和文化全球化帶來了難得的發展機遇，為文化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另一方面，互聯網亞文化尤其是不良文化和消極文化對主流文化造成沖擊、網絡負面輿論增多、網絡市場秩序失衡等問題不斷涌現，給網絡文化治理帶來了一定的挑戰。

治理現代化要求下的互聯網文化治理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這里的治理體系是由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在內的各領域體制、機制和法律法規構成的綜合體系。不同于傳統管理的主體單一、自上而下和強制性，現代治理具備多主體、多中心、多元共治的特點。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目標的提出，體現出政府不再是社會管理的唯一主體，企業和社會組織等主體也能夠參與到社會的治理之中，并發揮監督作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包括意識形態頂層設計和思想文化層面的現代化等。文化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和重要手段，要發揮其教化作用，以文化來引導人、塑造人，將社會發展的核心理念、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滲透到人民群眾的生活中，營造出良好的社會環境和經濟發展環境。

           文化治理不僅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國家治理理念在文化領域的應用。文化作為意識形態的外在表現，是不易被管理的。而文化的載體，如廣播電視、出版發行等具體的行業及其產品才是文化治理的基礎。互聯網作為新興的文化載體，其去中心、多主體特征同現代治理理念相一致，可見互聯網既是進行文化治理的核心平臺，也是治理現代化的重要載體。

           不僅如此，互聯網與文化的融合發展還使得文化治理具有更高層次的戰略意義。文化治理要在政府主導、企業自覺、行業監督的共同作用下，引導社會文化健康發展，維護文化市場秩序，發揮文化軟實力的價值。互聯網作為一個重要的思想文化平臺，其信息傳播的廣度與深度已經對經濟平穩發展、社會秩序安定、青少年價值觀塑造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同時，隨著全球化一體化的逐步推進，互聯網更成為國家文化輸出、塑造國家形象、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主要陣地。

互聯網時代文化治理的要點
文化治理的主客體統一性

           “文化”一詞本身就具有多義性，它既是過程也是結果，既是形式也是內容。在文化治理之中，文化既可以作為治理的手段，也可以充當治理的對象，具有主體、客體相統一的特征。文化作為治理的主體，主要以意識形態的形式來發揮文化軟實力，它不僅服務于國內主流思想、價值觀的塑造，弘揚積極向上的社會風氣，更是成為國際競爭的重要角色參與到全球治理中。

           文化作為治理的客體，主要用于解決在發展中遇到的問題，以文化治理的方式促進公益形式和產業形式的文化共同發展。尤其在互聯網時代，文化治理的雙重涵義是相互融合的，公民通過互聯網參與文化治理的同時，互聯網也是文化治理的對象。文化治理的雙重涵義也是相互促進的，文化的發展和進步以及互聯網思維方式在治理過程中的運用有助于治理效果的提升，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圍，從而形成文化治理主客體之間的良性互動。

互聯網文化治理的三個層次

           互聯網文化治理，是以最大限度增進公共利益為導向的。而公共利益是在國家、社會和公民三方博弈下實現利益均衡的結果。在國家層面，文化治理的目標是要實現宏觀文化環境的繁榮和強盛，包括國家文化安全、全球文化治理、中國文化“走出去”等重要內涵。在社會層面，要實現網絡文化市場健康有序發展、網絡信息安全得以保障、網絡輿論積極向上、網絡文化環境和諧凈化等。在公民層面，要保證公民能享受合理合法的網絡文化消費、公民言論自由的權利得到維護，從而保證公民的網絡文化生活不受侵害。雖然在治理過程中三個層次間會產生一定的利益沖突，但是這三個層次的共同目標是一致的，即要更好地發展互聯網文化。而且在多元共治的理念下，三個層次可以發揮各自所長，通過不同的力量去引導、優化和規范各類互聯網活動，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互聯網文化市場體系，提高網絡文化參與者的責任心和自覺性。通過自治和共治營造健康和諧的互聯網文化氛圍，實現互聯網文化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促進作用。

互聯網給文化治理帶來的積極影響
多主體平等開放的參與治理

           互聯網時代的重要理念之一就是平等開放。互聯網為參與者提供公共的話語交流的互動平臺，這一概念與哈貝馬斯所提出的“公共領域”極其相似。在這個領域中，網民平等地發表意見，討論公共事務，享有理想化的話語權，而不受政治權力限制。在早期以門戶網站和搜索引擎為主要傳播媒介的時代，個體和組織主要通過建立網站和發表評論來參與互聯網文化治理。而在微博、微信等社交網站和自媒體興起之后，網絡話語權逐步向個體轉移，個體集聚的影響力已經開始決定文化熱點事件的發展走向，甚至引導和促進公共治理活動。互聯網通過給每個人提供平等發聲的機會，建立了一個公共話語空間，這就為個人和社會組織參與文化治理提供了與政府互動的渠道。隨著治理現代化目標的提出，各個地方政府充分地利用了互聯網技術建立政務平臺、服務公號等互聯網公共平臺，不僅為公民提供政務信息溝通窗口，也以全新的姿態重塑政府的文化形象。一些突發性的事件和在政府治理中被忽視的問題往往經由網絡輿論形成熱點，倒逼政府加快問題的解決。不僅如此，互聯網平臺還通過基本的道德素養和平臺規范，逐步建立起自治機制。對于一些涉及道德規范的社會問題，網友會進行道德討論，而對于一些不合規的現象，互聯網平臺也積極履行監督的職能，從而形成民主監督、互相約束的良好機制，有力地補充了政府在互聯網文化治理方面力量的不足，多主體共治的實現進程得以加快。

自下而上的社會減壓和文化紓解

           互聯網文化不同于政府自上而下構建的文化，而是基于非中心和民俗化產生的自下而上的補償性文化。互聯網參與者在享受網絡文化生活的同時，更樂意將自己的意見、經驗、才藝分享到互聯網，由此也締造了如微博、直播等“用戶生成內容”模式的成功。作為補償性文化，除了生成一些積極有趣的內容外，也必然包含抱怨、不滿、宣泄情緒的內容。網民通過將負面情緒在互聯網上宣泄以獲得心理滿足，這在一定程度上紓解了人們的怨氣、緩和了社會矛盾。由此可見，互聯網文化成為了“社會安全閥”，在安全壓力范圍內，負面情緒的釋放有助于保持社會的和諧穩定，而文化治理任務之一就是要守住這個“社會安全閥”的安全域。政府借助互聯網不但可以了解當下突出的社會問題和民眾的態度，還可以有意識地利用互聯網進行文化紓解。在互聯網時代的文化治理和社會治理的過程中，互聯網是弓，文化是箭，要善于引導各方“勢力”制成一張良弓，讓文化的價值得以最大化限度的發揮。

互聯互通的文化融合

           互聯網讓世界互聯互通，構建了文化溝通的橋梁。它將各國家、各民族的文化都聚集在一起，并展現在全球互聯網參與者的面前。網民在消費和體驗不同文化的過程中逐漸加深對其他文化的認同度，進而逐步將不同類型的文化與自身文化相融合。互聯網的參與者對不同文化的態度不是排斥而是好奇接受，進一步加深了文化的融合之勢，諸如代際文化、傳統文化、現代與后現代文化、東西方文化、高雅文化與草根文化等，它們之間不斷地相互了解，減少了文化代溝，促進了文化交流和進步。此外，基于互聯網而生的各種亞文化，如“技術宅”“二次元”“非主流”文化等，其影響力已經從特定的群體向全社會擴展，社會對于這些亞文化的普遍態度也從批判逐步走向包容和理解，這體現出社會的開放包容程度已經大有提升。不僅如此，在國際間文化溝通交流中，以互聯網為載體的文化融合承擔起對內凝聚民族精神、對外建構民族新形象的重要使命；通過互聯網，以民間活動為核心的文化融合不僅能夠更好地實現文化“走出去”，更重要的是能夠真正的實現文化“走進去”，發揮公民主體參與文化治理的主觀能動性。在全球一體化與文化多元化的大趨勢下，互聯網極大地減少了文化障礙，促進文化溝通交流，有助于中華文化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全球文化治理

           互聯網作為全球化的技術支撐和發展引擎，將國際間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領域議題和資源連接到一起，不僅給各類組織機構提供了參與到全球治理的渠道，更是通過互聯網給公民提供了順勢參與到全球治理之中的機會。所以，互聯網文化治理不僅是本國的文化治理，還是全球文化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全球文化治理的過程中，各個國家都希望自己的文化能夠得到有效輸出并在世界文化中發揮重要影響力。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全球化給中國文化的傳播和發揮影響力提供了絕佳的機會，便于使中國的形象越過西方傳統媒體直接展現在世界面前。這不僅有助于減少西方對我們的刻板印象，更能夠通過互聯網這一力量讓中國參與到全球文化治理之中，為中國發出公正的聲音，向全世界弘揚中國文化，參與全球文化體系的構建，樹立中國的文化大國地位。

互聯網在文化治理中的消極影響和問題
網絡輿論引導問題

           自從微信、微博興盛以來，社會化傳播取代了門戶網站時期的單向傳播，越來越多自媒體不斷發揮社會影響力，網絡輿論環境日益復雜。網絡輿論作為基于網絡載體，圍繞特定社會現象、社會問題而發表的言論、意見、議題的總和，其影響力深入各個層面，也是公民表達對社會事件態度并影響其發展走向的重要途徑。積極正面的網絡輿論是網絡文化參與國家治理的重要方式，然而消極負面的網絡輿論的存在則會給社會帶來極大的危害。一方面，負面輿論極易催生不良的社會情緒，引發公共事件，不僅不利于解決問
題反而會制造出新的麻煩；另一方面，負面輿論的放大和煽動作用可能會產生一些難以控制的文化思潮，對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產生威脅。互聯網的虛擬性和復雜的傳播方式，使得一些網絡文化參與者為實現自己的經濟、政治目的，利用其網絡影響力和話語權，蓄意制造和炒作熱點事件、宣揚負面的價值觀、放大社會矛盾、制造網絡謠言。在互聯網傳播環境下，負面輿論傳播面廣、傳播速度快、影響力大，不僅會混肴視聽，影響積極健康網絡文化的構建，還會對國家形象、公信力產生難以估量的危害。

網絡內容監管問題

           互聯網發展到今天，已經積累了海量的用戶、信息、傳播形式和渠道，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仍在呈幾何式增長。這些魚龍混雜的內容和紛繁復雜的渠道中存在著大量危害國家、互聯網運營機構和網民的安全風險。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第37次調查報告顯示，截至2015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6.88億，同時《2013年中國青少年上網行為調查報告》指出，青少年網民規模已達2.56億，占整體網民的41.5%，網民的年齡結構明顯向低齡化傾斜。對伴隨互聯網發展而成長的“網生代”青少年來說，互聯網不僅僅是獲取信息的工具，更是一種基本的文化形式。青少年時期正是一個人樹立人生觀、價值觀的重要時期，如果他們對社會的認識不足，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則極易受到灰色文化、消極文化、低俗文化等文化的影響，形成不良的青少年亞文化，引發暴力犯罪等更嚴重的社會問題。

           出現上述問題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互聯網非公開、匿名的特性給一些自制能力不強的人帶來了“釋放天性”的機會，而互聯網信息量大、形式變革快又給監管帶來了巨大的困難。包括網絡文學、網絡游戲、網絡視聽節目、網絡廣告、網絡資源下載工具在內的網絡內容和載體中大多存在涉及暴力、色情、迷信、違法等內容的問題。其嚴重程度依據平臺的自治能力、信息傳播者的自覺性、傳播渠道的被監管程度差異而有所不同。另一方面，互聯網上有意或無意形成的亞文化、網絡思潮、負面消極以及拜金主義等不良信息在沒有觸犯法律法規的前提下，是不能通過強制手段進行管理和約束的。然而，這些不良信息的出現，不僅容易激化社會矛盾，破壞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還會對國家的意識形態安全造成一定的隱患。由此可見，要對這些魚龍混雜的內容和紛繁復雜的渠道中可能存在隱患進行實時、全面的監督不但是一件耗時耗力的事情，而且難以單純依靠政府的文化監督管理部門來完成。

網絡治理方式問題

           互聯網技術的日新月異給文化治理的事前引導、過程監督和事后追責都帶來了很大的困難。首先，飛速發展的互聯網技術導致文化治理主體難以對未來的形勢做出明確的預判，對于互聯網產品創新難以把握管理的尺度，過度的管理會阻礙創新，而自由放任又存在巨大的隱患。其次，過程監督的手段更新速度跟不上互聯網技術進步的速度，很多問題難以被及時發現和制止，造成監管滯后。最后，有些問題在發現的時候已經成為“過去式”，無法調查取證甚至無法找到責任單位，追責工作往往無疾而終。

           目前，政府作為治理主體在對網絡文化進行治理過程中不僅治理節奏跟不上互聯網變革速度，作為治理依據的政策法規滯后更是制約著治理工作的有效開展。為適應互聯網時代快速變革的要求，近年來我國的法制建設不斷加強，適應各類互聯網文化治理要求的法律法規不斷出臺和修訂。2016年2月，國務院令第666號《國務院關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規的決定》中一次性對66部行政法規進行了修訂，其中新增和修訂了許多涉及互聯網文化的條款，足見我國對互聯網文化治理的重視。然而，互聯網發展快、變形多是現實存在的問題，政策制定的滯后在所難免。一方面，“過期”的政策難以解決新生的互聯網文化治理難題；另一方面，針對性政策的缺失使得監管工作不能合理合法的開展。政策的制定已經如此艱難，法律的制定更是無從下手，立法的影響力和要走的程序遠大于政策制定，其實現的阻力也更大。

網絡市場規范問題

           隨著“互聯網+”行動計劃的提出和互聯網產業融合之勢的形成，不僅傳統的內容產業積極向互聯網拓展，實體經濟跟互聯網的融合程度也逐步加強。產業融合創造出新的經濟形式和價值，打破了原有的市場秩序，帶來了新的治理難題。在同內容產業的融合之中，IPTV、OTT、P2P、云存儲等技術平臺作為資源整合方，它們在獲取內容時不直接對版權方構成侵犯，但是卻為用戶提供可以繞過其他收費環節的渠道，將流量引到自己的頁面，從而使收費平臺難以盈利。這種技術創新產生的侵權行為明顯的破壞了互聯網商業秩序，但卻因創新融合游離于傳統的治理體系之外。而在同實體經濟的融合之中，質量保障、虛假宣傳、維權服務、互聯網金融安全等一系列實體經濟中所遇到的問題都因互聯網而進一步放大化和復雜化。以大數據、LBS為代表的先進技術在用戶定向方面發揮出靶向優勢的同時也帶來用戶個人信息泄露的風險，一旦信息的擁有者被惡意攻破，其造成的個人隱私泄露和基于個人信息的違法犯罪行為將產生難以預計的后果。

           互聯網的融合發展在治理上涉及到多部門管理，造成管理的針對性不強、管理中重復和漏洞并存的問題。目前國家相關部門對網絡信息傳播的調控，基本上是沿用傳統媒體的監管方式，實行分工合作、各負其責的監管模式，容易產生權責不明、管理主動性不強、資源浪費多、管理效率低、管理合力難以形成等問題。多部門管理如何使各主管部門間實現協調統一是互聯網融合趨勢下文化治理的制度難題，它影響著網絡文化市場秩序能否良好構建，是決定互聯網文化能否健康發展的基礎。

互聯網文化治理的實施路徑
走自治和法治結合的道路

           社會轉型時期的中國，“法治”觀念還有待進一步深入人心，而“自治”制度也沒有發展成熟，缺乏有效的治理是網絡文化問題不斷放大的原因。盡管文化治理的核心是多主體、民主化，弱化政府管理，強調市場協調、人民自治，但這一切都要以完善的法律體系為前提。設立關于互聯網文化的基本法，是互聯網文化發展的保障性要求，也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需要。以基本法為核心，在相關政策的制定和監管過程中才能夠做到有法可依，進而逐步構建完整的法律體系。面對復雜多變的互聯網環境，單純依靠法律和一些普適性的政策進行監管存在嚴重的監管滯后問題。對此，在具體政策的制定中，應該做到整體性政策和針對性政策、統一性政策和差異性政策、長期性政策和階段性政策的協調配合，賦予政策一定的自主空間，這有助于處理一些突發性、新生性的互聯網文化問題。在監管的基層，更要建立靈活的規章制度，這既是切實可行的管理規范，也是執行管理工作的必要保障，更是法制體系完善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國家 “法治”建設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個人和社會組織的“自治”職能，二者協調互動，互聯網文化的健康發展才能水到渠成。

政府從主管轉變為主導

           互聯網促進了文化領域的開放和共享，但伴隨開放共享而產生互聯網文化問題也侵蝕著我們的精神文化生活。對于互聯網文化的管理有利于和諧的文化氛圍的形成，但也存在阻礙創新發展的問題。面對互聯網文化治理中是管理還是開放的問題，應該認識到無論管理還是開放其宗旨都是實現互聯網文化的健康發展，這也正是互聯網文化治理的目標和要求。如此，管理和開放就不是矛盾對立的關系，而是共同服務于保障文化安全和實現建設文化強國戰略目標的不同手段。在目標實現的過程中，根據不同階段不同要求適當地調整管理和開放的程度，做到“該管管、該放放”。

           治理的本質是權力的引導而非管制，對于互聯網文化治理更應如此。首先，監管和立法的滯后使其跟不上互聯網技術和形態的發展變化，使得管理本身就難以實現；其次，對于網絡謠言、網絡道德等軟性問題，強制性的管理難以實現良好的疏解效果，反而容易造成“抽刀斷水水更流”的局面；第三，條塊分割帶來的管理職責不明的問題，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等問題已嚴重制約我國文化市場的健康發展；第四，在全球治理之中，強制性的官方話語反而不如非官方組織或個人，后者更能起到良好的傳播效果。所以，對于互聯網文化治理，政府應當將自己從紛繁復雜的管理工作中釋放出來，站在國家文化發展的全局高度，更客觀地為市場體系的建設服務，發揮主導作用推動企業、行業組織、公民等民間自治力量參與互聯網文化治理。

建立健全互聯網文化市場體系

           互聯網文化治理是一個由多部門協調分工合作的系統工程，政府除了對管理體制機制進行創新之外，還應當制定適當的獎懲機制和保障措施，推進互聯網文化市場體系的自發有序運行，提升市場和社會力量參與文化治理的自覺性。建立健全互聯網文化市場體系，首先要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建立公平的文化市場競爭環境和完備的市場服務體系，為自由市場創造條件，也為市場運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做好隨時服務的準備。在此基礎上，將資源配置的權力交給市場，讓文化產品的價值通過市場供需自我調節。在一個良好運行的市場機制中，市場會在資源的配置上實現優勝劣汰，負面消極的內容是不可能在長期均衡中占據主流的；市場還能在行業秩序上進行規范，對于伴隨互聯網創新而生的產權問題、利益問題能夠及時有效地通過博弈實現各方利益的均衡，還可以通過市場的手段解決一些政府難以處理的問題，在制度上具有靈活性。但應特別注意的是，要建立包括市場誠信體系、市場監管體系、市場配套服務體系和行業協會自律管理體系等在內的市場支撐體系，以彌補市場自身配置的不足，預防和應對市場失靈。

發揮網絡輿論的積極作用

           網絡輿論是公民和社會組織參與文化治理的重要途徑，也是社會民情真實的反映和表達。網絡輿論是一把雙刃劍，消極的輿論會給國家、政府、社會的安定團結、長治久安帶來負面影響，而正面的輿論不僅有助于核心價值觀的引導和擴散，還能使中國的文化參與到全球治理之中。因此，要正確看待網絡輿論，發揮網絡輿論的積極作用，同時避免負面輿論的產生和擴散。首先，可以通過議程設置，發揮意見領袖作用，對一些前置性的話題做出引導和控制，在符合國家法律法規的基礎上對網民進行正確的輿論引導；同時對可能出現的負面輿論做好應對準備，保障公眾知情權的同時防止謠言、虛假信息、極端言論、毀謗等信息的傳播。其次，已經產生的網絡輿論很難被直接消除，強制的管理反而會進一步激發社會矛盾，這就要充分運用治理理念以文化人，以積極的輿論來化解矛盾沖突。最后，要發揮網絡活動各參與主體的自治職能，做到自律和他律相結合，通過行業協會等組織的作用，樹立網絡文化參與者的自律意識。提高文化自覺、樹立文化自信互聯網作為一種工具，其承載的價值和意義很大程度上是文化所賦予的。互聯網作為一個平臺，將當下的文化現狀放大并反映出來。經濟快速發展和互聯網各類意識形態并存易造成新時期核心文化價值觀的弱化，而真正意義上的主流價值觀并沒有形成。人們在網絡環境里盲目的跟風、宣泄情緒是信仰缺失的表現，一些網絡違法違規行為的出現也是道德缺失的表現，互聯網秩序缺失的本質是文化缺失。互聯網文化治理，其核心是文化的治理、是人心的治理，這與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樹立文化自覺、文化自信的要求是一致的。

           互聯網文化治理的問題說到底是互聯網文化建設的問題，是如何在人民群眾中樹立和傳播正確的價值觀的問題。首先，要提升人民群眾對于文化意義、文化地位、文化作用的深度認同，要樹立文化類企業對文化建設、文化發展、文化進步的責任擔當，讓文化自覺的理念深入人心。在此基礎上，要進一步樹立文化自信，實現對優秀傳統文化、世界文化、現代文明成果的包容共建，不在紛繁復雜的網絡環境中迷失自我。最終，基于對文化道路、文化方向、文化精神的正確把握，在對文化創造、文化傳播、文化產業的大發展大繁榮的背景下實現文化自強。如果每一個公民和群體都對互聯網文化有著正確的價值觀、消費觀，那么互聯網文化自治將得以實現，文化治理將從以文化為治理客體的對象化活動中解脫出來，實現以文治人的最高要求，解決互聯網文化治理最本質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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