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七大戰略, 鄉村振興戰略是其中之一。鄉村振興需要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走鄉村綠色發展之路。在鄉村振興實踐中確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思想、自然價值論以及生態系統整體性循環思維, 努力促進鄉村發展過程中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綠色化轉變。這對于我國農業農村堅持綠色發展導向, 推動可持續發展, 確保鄉村振興戰略的順利實施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中國共產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 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 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 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 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鄉村振興戰略的這段重要論述, 將“生態宜居”作為總體要求的一項著重強調, 體現出生態振興對于鄉村振興的重要意義。現階段, 我國農業農村發展面臨著人與自然、社會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之間矛盾突出的問題, 須將生態文明建設全面融入到鄉村振興各項工作中去, 努力構建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
一、鄉村振興的生態倫理表征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必須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走鄉村綠色發展之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應該對人與自然之間關系進行規劃和考量, 人類要給予自然界更多關愛, 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鄉村振興戰略要協調好農村社會發展與自然界的關系, 將鄉村發展與環境治理結合起來, 探索一條資源節約、環境友好、人與環境良性互動的環境保護型鄉村發展新路。
(一) 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2018年5月, 生態環境部發布的《2017中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 (以下簡稱《公報》) 顯示, 2016年, 2591個縣域中, 生態環境質量為“優”“良”“一般”“較差”和“差”的縣域分別有534個、924個、766個、341個和26個。在所監測縣域中, 近一半的縣域生態環境質量沒有達到良好水平。[2]《公報》顯示, 我國評價為一等至三等的耕地面積約為5.55億畝, 占耕地總面積的27.4%。2017年, 全國農業用水量占全社會用水總量的比重為62.4%, 農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數為0.536, 農業節水問題仍然急需解決。玉米、水稻、小麥三大糧食作物化肥利用率為37.8%, 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17年農藥利用率為38.8%, 比2015年提高2.2個百分點。歐美發達國家小麥、玉米等糧食作物的農藥利用率在50%至60%, 比我國高15至25個百分點。長期以來, 我國農村環境污染問題一直存在, 特別是農業面源污染問題持續惡化, 根本原因在于我們沒有正確處理人與自然二者間的關系, 將鄉村發展建立在過度消耗、破壞生態環境的基礎上, 使人與自然之間關系變得緊張, 矛盾突出。
從生態倫理學視角審視鄉村振興, 就是要不斷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追求鄉村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兩者關系的相對平衡。鄉村發展必須從自然界中獲取物質資源, 通過消耗物質資源推動社會發展, 而自然界物質資源的修復和再生是一個動態循環過程, 其實質是實現自然界各物質間動態的生態平衡。如恩格斯說:“任何相對的特殊的運動, 即這里的一個特殊的運動著的天體上的個別物體的全部個別運動, 都是旨在確立相對靜止即平衡的一種追求, 物體相對靜止的可能性, 暫時的平衡狀態的可能性, 是物質分化的本質條件, 因而也是生命的本質條件。”[4]這啟示人們從自然界中取得物質資源從事生產活動, 必須遵循自然界各種物質與能量的動態平衡規律, 這樣才能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 構建起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關系。鄉村振興戰略要求堅持農業農村綠色的可持續的發展模式, 體現出人類實踐對動態生態平衡的訴求, 并以維持這種動態生態平衡作為人的實踐的生態倫理準則, 這是保持農村生態系統最高生物能力和生產能力的科學方法, 也是最有利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實踐機制。
(二) 自然系統與農村社會系統和諧相處
我國城鎮化速度和規模的不斷加快, 使農村人口流失問題嚴重, 有文化、懂技術的青壯年勞動力向外流動到城市發展, 而留在農村的農民, 科學文化素質不高。加之分散的小農生產方式造成了部分農民公共生態環境觀念和自然價值觀念淡薄, 缺乏走綠色發展和可持續發展道路的能力, 將犧牲生態環境換取發展視為理所應當, 使自然生態系統破壞嚴重。[5]由于農村人口的不斷向外流出, 人口數量持續減少, 引發自然資源退化現象出現, 影響農村的可持續發展。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差距問題讓農民無法及時了解掌握新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式, 農民只能走資源消耗型的發展道路, 以非持續的方式掠奪性地開發利用生態資源。同時環境污染又成為了限制農村社會系統發展的重要瓶頸, 進而陷入了“追求發展→污染環境→限制發展→加劇污染環境→貧窮”的惡性循環中, 引發生態系統和農村社會系統矛盾問題的出現。
在鄉村振興的實踐中構建農村自然系統與社會系統的和諧關系, 是基于人類社會與自然界同宗同源、共生共存而言。從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看, 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工業化的農業發展方式是引發農村生態環境不斷惡化的重要原因, 危機背后折射出的原因是社會系統與自然系統間的極不協調性。當工業化粗獷式的農業發展模式引起農村生態系統物質循環出現障礙時, 自然界各種生物都會受到影響, 并共同作用加速引發自然生態系統的崩潰和失衡, 最終引發生態危機的爆發。環境危機反作用于人類社會, 對人類的生存、生產、生活構成威脅, 最終引發人類社會系統危機, 這無疑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代價。因此, 將維護人類利益與維護生態利益相統一, 并將其視為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的必要因素, 正是基于構建自然環境系統與人類社會系統和諧發展的生態倫理要求。
二、鄉村振興的生態倫理困境
尊重愛護自然界是生態倫理學的命令性原則和最高行為準則。人的價值觀不應只以人類自身為中心, 而是應將人與自然看作是整體性的存在, 兩者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池田大作曾說:“人類應把對生命的尊重放在第一位, 因為生命的尊嚴是最高的價值, 也是最普遍的價值基礎。自然界其它物種同人類一樣擁有著寶貴的生命, 人類對生命的尊重, 應該包含對自然界其它物種生命的尊重。”[7] (P430) 湯因比將人類對于生命的尊重擴展到無機界, 他認為:“自然界的無生物和無機界也都有尊嚴性。大地、水、空氣、河流、巖石、泉、海這一切都有尊嚴性。如果人侵犯了它的尊嚴性, 就等于侵犯了我們本身的尊嚴性。”[7] (P429)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堅持以綠色發展引領農業農村建設, 承認自然界存在內在價值是基礎和前提, 在此基礎上還必須本著尊重、愛護自然界一切生命的原則, 珍惜每一種自然資源, 摒棄絕對利己主義, 自覺抑制人類對于自然界的貪欲, 充分體現對他人和他物的尊重與關愛。
當前我國農業農村發展過程中, 更多地是將自然界視為人的勞動對象的現實的自然, 將追求便捷、高效視為發展生產的正確價值觀念, 化學品的超量使用、污染物的隨意排放、自然規律的肆意破壞成為了理所應當。在鄉村振興實踐過程中協調好人與自然間的關系成為了一個不小的難題, 將生態系統和社會系統二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更是一項挑戰。所以, 振興鄉村必須要特別強調生態建設的重要意義, 充分理解農村生態文明建設中所依循的生態倫理要求。
(一) 人類中心主義大行其道
人類中心主義認為人是宇宙的中心, 是一切事物的尺度。一切從人的利益出發且為人服務。[8]不論人們是否自覺地意識到或把握了這種現象, 它在客觀上都是人的存在活動所特有的、普遍的事實。馬克思說:“凡有某種關系存在的地方, 這種關系都是為我而存在的;動物不對什么東西發生‘關系’, 而且根本沒有‘關系’;對于動物說來, 它對他物的關系不是作為關系存在的。”[9] (34) 由此可知, 在馬克思看來, 人類中心主義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人類為“我”而存在是無可厚非的。人類為了生存發展就必然要利用自然界、改造自然界, 這是人類存在活動特有的、普遍的事實。幾百年來, 人類中心主義一直是人類認識與實踐活動的理論基石。特別是近幾十年里, 市場經濟的浪潮、科技理性主義的興起更是極大地提升了人類作自然主人的信心。人類通過工業革命、科技革命等改造社會的實踐活動彰顯智慧和力量, 讓征服自然、奴役自然成為了一種可能。最終, 人類將人與自然的關系推向了矛盾對立的兩極, 人類價值的唯一化、人類利益的超自然化與自然存在對象化成為了人類處理與自然關系的三種基本模式。
在我國鄉村建設中, 一方面我們將自然界視為天然貯存資源的倉庫, 肆無忌憚地對自然界巧取豪奪;另一方面又將自然界視為排放廢棄物的天然垃圾場, 毫無顧忌地向自然環境中排放成分復雜、數量眾多、無法降解的廢棄物。例如在城市周邊的農村, 各類蔬菜大棚、采摘園隨處可見, 這既為市民提供了新鮮蔬菜, 又為市民提供了休閑娛樂的好去處。但是也有一些蔬菜大棚和采摘園則被廢棄, 大量的塑料薄膜以及化肥、農藥包裝物永久地留在了土壤中, 嚴重污染了土地, 影響了周邊的生態環境。這種為了自身生存發展利益而犧牲自然環境的做法體現了人類中心主義大行其道的生態倫理困境。良好的自然環境為人類生存發展提供支撐, 農業農村發展失去了良好的自然環境基礎, 便猶如無本之木、無源之水。用征服、奴役、漠視自然界的價值觀指導振興鄉村, 實質上是走入了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的誤區。我們對于自然界的“專制”, 必然遭到自然界的懲罰, 最終將傷害人類自身。如恩格斯所說:“如果說人靠科學和創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 那么自然力也對人進行報復, 按人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人服從一種真正的專制, 而不管社會組織如何。”
(二) 自然價值理念薄弱
自然價值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關鍵詞, 是環境倫理學研究的基本范疇之一, 但即便在其分類的問題上, 學界各方觀點都存有分歧。霍爾姆斯•羅爾斯頓把自然價值分為經濟價值、科學價值、審美價值、生命價值等十四種之多。[11](P189) 余謀昌將自然價值分為外在價值和內在價值, 外在價值即在文化的層次上作為人的工具而為人所利用的商品性 (經濟價值) 和非商品性價值;內在價值即生命和自然界在地球上的生存所具有的合理性和有意義性, 表示了生命和自然事物按客觀自然規律在地球上的生存是合理的、有意義的。[12]綜合上述觀點, 根據自然價值分類的相關、相似性, 自然價值分類可概括為外在價值和內在價值。外在價值是自然界對人類而言具有的工具性使用價值, 內在價值是自然界自身固有的內在價值。正如李培超所說, 所謂自然價值實質上就是指在人與自然所構成的主-客體關系中人對自然的把握, 這樣自然價值就有了兩種理論視角:其一是在對人的有用性上表現出的自然價值;其二是在自然的必然性上表現出的自然價值。外在價值表現為滿足人的需要, 內在價值則是超越人的需要。
自然價值理念薄弱是我們振興鄉村所面臨的生態倫理困境。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自然外在價值理念淡薄, 表現為鄉村發展過程中生產、流通、消費和農村生活的各個領域中存在自然資源浪費的現象。鄉村振興關鍵在于生態振興, 生態振興必須處理好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關系。我們利用自然資源開展生產生活實踐, 過度開發、肆意浪費自然資源必然導致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緊張, 因為追求發展的無限性與自然資源的有限性是不可協調的矛盾關系。鄉村振興必須要提高農業農村發展中自然資源的使用效率、效益, 追求人與自然的可持續性發展, 促進人與自然二者和諧發展。二是自然內在價值理念淡薄, 無視自然界本身的存在和發展規律。習近平總書記將山水林田湖草視為一個生命共同體, 各要素相互聯系, 互為唇齒, 密不可分, 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自然鏈條, 構成循環發展的生態系統。反觀我國部分地區, 為了振興鄉村而去毀山開發、破壞水源、濫砍盜伐、圍湖造田、過度放牧, 這無異于殺雞取卵, 不僅是對山水林田湖草各自然界要素的破壞, 也是對自然界生命共同體的破壞。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自然界的整體性、系統性和內在規律性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鄉村振興必須尊重這一客觀存在和客觀規律, 承認自然界存在的意義及其合理性。
(三) 缺乏“生態美”理念
鄉村振興戰略提出:到2050年, 鄉村全面振興, 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其中的“農村美”不僅是指村容村貌的美化, 而是“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的處處彰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共榮共生的生態美。生態并不是美學研究的范疇, 但生態具有審美的意義。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可以探討“生態美”的這個概念。“生態美”不是美的一種形態, 而是各種獨立存在的美的形態, 其內涵都擁有“生態美”這一構成要素。“生態美”將人在特定生活方式和生存環境下的生態審美創造為目標, 弘揚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天地人三者合一的價值觀念。生態美學把人類經歷的生態危機作為條件, 在哲學理論中探尋構建人與自然平等共生、和諧友好關系的思想根源。生態美學將審美觀的核心轉移到人的生命體驗上來, 將人對自然界的關照和審美體驗兩者結合起來, 促進形成了人與自然共存的生態美范疇, [4]摒棄將自然界對象化和客體化的觀點, 超越傳統美學視閾下主客二分模式, 著重追求人與自然和諧之美、共生之美、共榮之美。
我國鄉村人居環境建設的目標要求從“村容整潔”到“生態宜居”, 體現出農村建設對于“生態美”理念的追求。但目前將“生態美”融入到鄉村振興的各項實踐中非常困難, 甚至是難以實現的。因為這不僅關系到人自身對“生態美”理念的認識能力, 也關系到人對于自然界各種事物的認識能力。只有當人與自然真正實現了和解, 對“美”的認識從“是”什么, 提升到“應該”是什么的時候, 我們的鄉村才能處處彰顯“生態美”。
三、鄉村振興的生態倫理實踐
盡管我們強調要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突出自然界與人類的平等地位, 但帶有人主觀性的倫理規范最終仍必將由人定奪, 自然界終究不可能獲得與人平等的地位, 無論我們如何肯定自然價值, 自然物始終無法跨越主體性的鴻溝, 自然界本身不能夠實現任何倫理思想, 生態倫理的實踐主體只能是人。
(一) 生態技術的廣泛應用
科學是人對自然界一般規律的客觀認識和總結。科學技術被人們應用到開發自然、改造自然之中, 這就使我們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時不能放棄科學技術的介入。而且, 人類也認為當代自然生態環境受到的破壞與人類濫用科技和科技異化有關。科技的使用讓人類改造自然的水平大幅提升, 但科技的濫用也提升了自然災害和生態災難爆發的頻率。我們必須辯證地看到, 科技對于生態環境的影響是雙面性的, 不僅可以有效改善提升環境質量, 也可以擾亂甚至破壞生態系統的平衡性。因此, 如何使用科學技術是人類探索人與自然和諧發展之路的一個關鍵問題。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需要認真審視對待技術問題, 更加理性地選擇使用科學技術, 支持鼓勵農業技術創新, 積極發展推廣農業生態化技術。所謂生態化的技術, 就是既考慮到人對自然的依賴性, 又能關注人對自然的責任與義務的技術。生態化的技術不是把科學技術簡單地生態化, 也不是將生態學簡單地同科學技術劃等號, 而是在技術的創新發展中融入生態化的思維和意識, 賦予技術生態與環保的理念和屬性。農業生態化的技術把生態保護的理念融入到農業技術的具體發展中, 從技術開始被使用就以維護大多數人的社會利益以及推動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為準則。同時, 將技術使用的評價標準與目標結果從“人—社會”的二維視角轉向“人—社會—自然”的三維視角[14], 讓農業科學技術既服務于人類社會的經濟發展, 又服務于自然生態環境的保護與建設。
(二) 確立生態系統整體性循環思維
新時代我們建設生態文明, 振興我們的鄉村, 必須用新的思維方式。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只有那種最充分地適應自己的時代、最充分適應本世紀全世界的科學概念的哲學, 才能稱之為真正的哲學。”[4] (P385, 386) 線性思維和非循環的發展理念是在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主導下, 工業文明時代人類的發展思維方式, 為工業文明時代人類社會各領域的高速發展注入了強大動力。邁向生態文明時代, 人類的發展思維方式應該是超越分析性線性思維的生態系統整體性循環思維。由于人類認識世界的能力限制著人類改變世界的能力, 所以當人類認為某種物質沒有價值的時候, 可能只是受制于科學技術水平或是其他認知水平沒能達到更高的階段, 而使這種物質的價值被忽略。可是人類必須面對自然資源的稀缺性以及不可再生性的現實, 盡可能做到物盡其用, 珍惜自然資源和生態資源, 最大限度避免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所造成的環境價值損失。[15]因此, 在鄉村振興的生態倫理實踐中我們應該確立生態系統整體性循環思維, 將自然界視為一個整體, 人同自然界其他物質一樣, 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人類應平等對待自然界中的每一個生命, 珍惜自然界中的每一種物質。最終在農業發展和農村建設中構建資源利用與廢棄物產出之間的良性合理關系, 實現人與自然界各物質間的良性互動, 讓自然界各物質間實現平等相處、和諧相處, 讓自然資源在農業發展、農村建設中發揮出最大的價值, 全面提升鄉村的生態環境質量。
(三) 促進鄉村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綠色化轉變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提出要“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這必將推動我國農業農村發展觀的綠色化變革。當前, 農業資源環境問題日益突出, 人民群眾對優美環境和優質農產品的需求大大增加, 應該積極推動開展鄉村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綠色化轉變的生態倫理實踐活動。
生產方式就是物質謀得方式與社會經濟活動方式在物質生產過程中的能動統一。同傳統的鄉村生產方式相比, 鄉村生產方式綠色化是人們從思想意識到實踐行為在社會經濟發展與物質生產本原問題上的一種提升。生產方式綠色化轉變要求把鄉村的社會經濟發展放在整個自然生態系統中, 承認自然界是工具性和價值性的統一。將社會經濟發展看作是自然界整體發展的一部分, 其發展的基礎是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鄉村綠色化生產方式是著眼于農村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在充分調動農民主觀能動性的基礎上, 合理利用自然規律, 將利用自然與保護自然兩者相結合的一種生產方式。其實質, 是堅持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的觀點。
生活方式是指人們生活活動的各種形式和行為模式的總和, 它反映的是怎樣生活, 怎樣生活才是好生活的方式、方法。生活方式并不等同于衣食住行游等日常生活領域, 而是包括了勞動生活方式、消費生活方式、閑暇生活方式等全部生活領域, 是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 (不包括非生活性因素) 的統一體。生活方式的綠色化就是把尊重自然、珍惜生命, 追求人與自然、社會和諧共生的綠色發展理念融入生活方式中, 使人們滿足自身生活需要的全部活動形式和行為模式向著勤儉節約、低碳綠色、文明健康的方向轉變。
在鄉村生活方式綠色化轉變領域, 應該倡導農民養成以知識、智慧的價值代替物質主義的價值觀念。工業文明的消費生活推崇追求物質財富和過度的物質享受, 以高消費體現人的社會地位。生態文明時代農民的消費生活價值觀應提倡擁有、利用、消費知識和智慧含量高的商品, 讓農民的消費更加自由、自主且富有個性化。[17]豐富農民的精神生活, 引導農民從崇尚物質逐步轉向崇尚精神, 以豐富的精神生活取代享樂主義和物質主義。這種生活方式崇尚社會、心理、精神、審美的需求, 積極參與科學和藝術活動、旅游、娛樂以及一定的社會道德生活和信仰生活。這更符合人的本性, 更符合自然本性, 是有更高生活質量的新生活, 是鄉村振興生態倫理實踐的有效路徑。(作者：汪京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