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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經濟賦能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實踐路徑

來源:原創  時間:2024-05-11  點擊:299
數字經濟時代新質生產力的生成邏輯體現為,數據是創造新質生產力的關鍵生產資料、數字技術能夠構筑新質生產力發展基礎、數字基礎設施為新質生產力形成提供平臺。

新質生產力是通過揚棄傳統生產力發展方式而形成的反映未來發展方向的生產力新躍遷。數字經濟時代新質生產力的生成邏輯體現為,數據是創造新質生產力的關鍵生產資料、數字技術能夠構筑新質生產力發展基礎、數字基礎設施為新質生產力形成提供平臺。在實踐過程中,應從發展數字技術,引領科技迭代創新;推動全產業鏈數字化,開辟發展新空間;增強人才儲備,發揮人才賦能作用等方面賦能新質生產力發展。


2024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談及“新質生產力”,政府工作報告明確將“大力推進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列為年度工作任務首位,這表明黨中央從頂層設計層面,對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推動高質量發展作出重要部署。在加快新質生產力形成和可持續發展的諸多現實路徑中,數字經濟發揮著獨特作用,其發展契合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內在要求,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是形成符合高質量發展要求的新質生產力的重要現實路徑。


新質生產力的概念闡釋

“新質生產力”科學概念的提出及其內涵的豐富發展過程,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新質生產力”與推動實現“高質量發展”這個“新時代的硬道理”緊密關聯,在目標維度上始終聚焦“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這個“最大的政治”,是對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原創性貢獻和創新性發展。[1]在新質生產力的本質范疇視野下,數字技術引發勞動資料發生變革并具備數字化屬性。在很大程度上,數字經濟時代下數字技術的深度應用為萬物之間產生鏈接和相互滲透提供持續動力,使得生產力發生躍遷,從而在“新”和“質”兩個層面完成了對傳統生產力的超越。“新”可被理解為“新的躍遷”,即技術創新驅動主導下生產力發生新躍遷,并催生出新的產業、業態和模式,代表“新”的突破;“質”代表“質”的變化,強調數字經濟時代生產方式和經濟增長模式在質量、效率及動力維度上不再像之前那樣高度依賴于“要素驅動”,而是充分凸顯數字經濟的“高度信息化、高度智能化、高效便捷”等特征,在科技創新的“新路”上不斷增強經濟社會發展的韌性,更好地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


實質上,新質生產力是通過揚棄傳統生產力發展方式而形成的反映未來發展方向的生產力新躍遷。在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新技術在各領域廣泛應用的背景下,數據進一步成為關鍵生產要素。同時,在當代科技創新所提供的新方法和新路徑支持中,現代產業載體不斷實現升級和數字化轉型,創造出滿足社會物質和精神需求的豐富產品體系,進而提升整體社會福祉水平。新質生產力以激活數據要素的全方位價值為手段,深刻體現出與數字化的生產資料相適應的生產力躍遷。一是在科技創新的貢獻作用維度上。現有生產力和生產資料的結合方式因科技創新而變得更加靈活、多樣,尤其是在數字化轉型升級過程中,勞動者觀念和能力結構持續發生深刻變化,并在技術賦能機制下實現經濟社會發展動能的新舊轉換。在數字科技創新驅動下,“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這一經濟時代的基本準則內在地包含著數據及其價值的貢獻,人的勞動更加具有數字勞動的特質,社會資源要素因生產力構成要素的數字化變革,尤其是在算力和算法加持下,獲得快捷流動和高效匹配的優化可能性,這在實質意義上推動生產力發生新的躍遷。二是在生產力發展方向的維度上。之所以說新質生產力是一種“先進生產力質態”,其基本原因在于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正確處理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內在矛盾,新質生產力自身內部諸要素也在技術創新引領下高效協同聯動,實現了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在更高水平上的和諧協調,為進一步實現人的現代化提供有力支撐。


數字經濟時代新質生產力的生成邏輯

數據是創造新質生產力的關鍵生產資料。在數字經濟時代,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正在深刻地改變著傳統的生產函數和經濟增長體系格局,并成為當前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戰略要素。2024年1月,國家數據局等17部門聯合印發《“數據要素×”三年行動計劃(2024—2026年)》,文件提出“發揮數據要素報酬遞增、低成本復用等特點,可優化資源配置,賦能實體經濟,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生產生活、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方式深刻變革,對推動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在具體實踐中,從“數據要素×”任務導向邏輯觀察,把握數據供給和數據流動兩大環節,促進數據要素的應用水平邁上新臺階并形成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已經成為重要戰略任務。由此可見,數據已成為創造新質生產力的關鍵生產資料,其依托新興數字技術在重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重構社會生產力的角度分析,數據要素主要以其依附倍增性和集約替代性,為生產力發展開辟新的空間并實現躍遷。首先,在數據的依附倍增性方面,數據要素的充分融入使得生產過程中的各項決策能夠基于事實和數據作出,因而能夠進一步降低不確定因素,持續優化生產流程并提升生產要素配置效率。例如,市場主體通過數據分析和建立大模型,在供給側一端,能夠更加全面地理解市場變化的規律,強化對消費者行為和產業鏈上下游相關方面動態發展趨勢的認知,進而優化宏觀、中觀和微觀等層面的決策。其次,在數據的集約替代性方面,主要是積極發揮數據使用的非排他性特質,通過數據整合、融合和交換共享等方式,推動數據要素與各類型生產要素、產業所處的環境因素之間產生協同聯動,推動固有生產要素之間的組合結構實現持續動態優化,進一步提升資源配置效率。例如,產業鏈上不同環節、多方面的資源可以通過數據互動和數據利用實現更好地整合,尤其是推動創新鏈和產業鏈之間實現更加深度的融合,創新技術孵化和價值轉化過程將大大提速,這為形成以創新驅動的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奠定了基礎。[3]


從重構生產關系的角度分析,數據要素的生命周期及其全鏈條應用具備變革生產關系的可能性,以平臺為基礎推動數據在不同節點之間進行共享和交流將為生產力發展帶來持續動力。數據在不同行業、部門之間的交流是數據共享的前提,而數據的共享不僅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還有利于解構和重組生產關系。數據共享過程的背后是知識的溢出和共享,這就使得傳統的垂直整合生產關系被打破,不同節點上的市場主體,如生產者、供應商、消費者等可以在不同領域、不同環節上依托各類型數據平臺和應用展開形式多樣的合作。因此,基于數據等新生產要素相互融合的社會化大生產將成為現實。綜上所述,基于數字科技實現數據要素在全社會的高效利用和流通,將顯著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優化生產方式,引領生產關系深刻變革,進而重構產業生態,為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展注入強大動力。


數字技術能夠構筑新質生產力發展基礎。首先,數字技術催生新產業,不斷鞏固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根基。5G、大數據、區塊鏈等數字技術和智能技術的多場景化應用將促進甚至“倒逼”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升級。與此同時,在數字技術賦能機制的作用下,傳統業務模式和流程可以延伸出更加細化和靈活的分支并形成體系,這就為電子商務、混合式教育、數字媒體等新產業的涌現創造了條件。此外,數字技術與先進制造業、新材料、新能源等領域的結合,以及數字技術創新引領背景下的人形機器人、腦機接口等人工智能領域新產業的布局,對于有效培育并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集群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其次,數字技術創造并完善新模式,持續夯實新質生產力的組織發展基礎。加快數字經濟發展要以深化數據要素的應用領域和效果為重要前提,其中一個途徑是推動傳統的服務模式朝著更加平臺化、定制化和輕量化的方向改革,并通過培育更能充分融合智能技術并適應個性化需求的新模式打造更為便捷化、個性化、智能化的新興消費場景,建構起全新的經濟形態和經濟結構。最后,數字技術注入新動能,為新質生產力發展帶來可靠動力。[4]數字技術以“數據+算法+算力”的不同組合形式推動著傳統技術實現自我革新,為產業組織、管理和決策效率的提升持續提供可靠依據,而這種基于集成的創新能力將與基于原創的創新能力一同構成支撐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動力來源。由此可見,推動新質生產力的成長與壯大,須準確把握數字技術與新質生產力本質之間的內在關聯,在實踐中應牢牢把握“高水平獨立自主”這個關鍵點,在更高層次上推動數字科技的不斷應用發展和創新。


數字基礎設施為新質生產力形成提供平臺。第一,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推進,將在培育數字新興產業和推動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引導資本、人才和技術等核心資源實現再分配,這將有效促進生產要素在國內不同區域市場之間的有效、有序流動,加速國內各生產環節供需對接過程,進而推動產業垂直分工格局朝著縱深方向發展。在這個過程中,東部沿海城市(尤其是特大型、超大型城市)所擁有的豐富技術、信息知識等創新資源的輻射作用將得到強化,并加速向周邊地區以及西部地區轉移和擴散,為推動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區域經濟社會均衡化發展帶來新動力。第二,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將進一步助推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形成,促進信息數據跨部門、跨領域、跨行業的互通共享。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將加速數字技術與國民經濟各行業的深度融合,使得以規范規則標準等手段調節市場具備現實可能性,不同生產者在統一的規制框架下將獲得更多機會并能夠在市場范圍內尋找最具優勢的生產環節“介入點”,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參與到國內價值鏈的分工中。第三,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不斷優化升級將持續推動數字產業高質量發展,不斷拓展數字化產品體系的應用范圍,并為數字基建創造更加豐富的產業化應用場景,支持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依托數字基建所提供的融合應用平臺發展新質生產力,能夠顯著加快創新進程,有利于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推動我國產業向全球價值鏈高端躍升。


數字經濟促進新質生產力形成的實踐路徑

發展數字技術,引領科技迭代創新。第一,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全力推進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與顛覆性技術突破。在數字經濟時代,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選準“賽道”、下好“先手棋”,并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集中有限的創新資源投向特定優勢領域,取得“以點帶面”的整體效果。實踐中,要深刻認識實施“非對稱”戰略的重要意義,通過數字技術的跨越式發展,搶占全球技術競爭與未來發展的先機,推動新質生產力的快速發展。首先,在全面把握關鍵核心技術與前沿技術發展動態的基礎上進一步厘清數字技術的前沿發展方向,從本領域的“斷點”“堵點”“痛點”著手突破,在先進制造業、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產業領域建立關鍵技術和前沿技術的動態攻關清單,尤其要推動對行業和產業發展具有普遍賦能效應的新型通用技術取得更大突破。其次,要堅持改革先行,通過進一步完善政府主導、市場充分參與、全社會各方協同發力的工作機制,加強共性技術研發平臺、技術擴散服務機構、產學研一體化平臺、開放型產業基金等途徑建設,形成全面塑造技術創新和發展新優勢的強大合力。最后,健全完善數字技術攻關的全方位保障體系。著力在高端數字科技人才“引、育、用、留”制度環境上發力,推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并實現良性循環。


第二,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積極推動數字技術更新迭代。一方面,要繼續培養和擴大數字技術應用的市場規模。把握產業鏈“下游”需求增長與“上游”技術創新活力激發之間的內在聯系,通過實施積極的財政補貼、稅收減免等政策措施,讓更多的市場主體積極擁抱數字技術,在“供求多元、開放度高”的超大市場中獲益,從而為數字技術創新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要抓住數字技術應用場景創新這個核心,提升我國在全球數字經濟中的競爭力。以數字技術與其他行業的融合為目標,結合全球數字經濟領域的市場發展動態及時調整產業指導政策,推動“數字技術+應用場景”的深度融合,建立健全數字技術成果轉化機制,從技術研發、技術轉讓和技術應用等環節發力,進一步完善數字科技成果的轉化鏈條,加速數字技術的迭代升級,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第三,充分開展國際數字技術創新合作,在不同層面引領前沿技術發展。一是持續推動數字技術創新合作平臺的共建共享。秉持開放式創新理念,強化數字技術區域合作組織建設,擴大研究平臺的影響力;充分發揮技術聯盟紐帶作用,優化人才交流平臺運作機制,不斷豐富全球數字技術合作形式。二是推進數字技術知識產權的全球布局。加大數字企業在海外申請數字技術專利的指導和政策扶持力度;加強與國際數字技術知識產權組織的合作,在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的前提下穩步推動數字專利互認工作,積極構建國際數字知識產權聯盟。三是加強數字技術國際合作。從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三大方向持續優化國內統一大市場環境;推動數字產業資本、高端技術和高端數字技術人才深度融合,積極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引領國際數字技術的前沿發展方向。


推進全產業鏈數字化,開辟發展新空間。第一,抓住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這個切入點,夯實數字經濟發展基礎。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的建設和健全完善,能夠持續促進相關技術革命性突破并實現生產要素創新配置。不論是政府還是市場主體,都要認識到加大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力度和優化數字基礎設施布局的重大意義,通過加大投入升級改造力度,推動全社會數字基礎設施之間更好地融合,形成具備“全覆蓋、高速率、低時延、智能化”特征的數字基礎設施體系。在實踐過程中,一是加快推進5G網絡和IPv6網絡升級,進一步鞏固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網絡安全保障體系;二是重視數據中心建設,推動構建全球規模最大的數據中心,并推進“建”“用”一體化,提升數據資源的價值和效益;三是加快建設云計算、量子計算、類腦計算等服務平臺,不斷推進這些計算服務整合成為賦能新質生產力發展的算力算法資源,并推動其成為支撐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的公共產品。


第二,抓住數字產業培育這個實現“彎道超車”的核心,不斷提升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競爭力。數字產業作為數字經濟的核心組成部分,既是數字技術創新與應用的重要平臺,也是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關鍵驅動力。為此,要鼓勵各類市場主體積極參與數字產業開發,推動整個產業向集成化、高端化、智能化方向邁進。具體而言,一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引領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發展,促使軟件、物聯網、集成電路、網絡設備迭代升級,提升國際核心競爭力;二是加大數字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投入力度,加快數字內容創意生產及傳播,持續提升經濟效益和文化效益;三是集中精力推動數字服務產業體系建設,加大對網絡金融、電子商務、在線教育、遠程醫療等領域的支持力度,提升“專精特新”企業的發展效率。


第三,抓住產業數字化這個推進新質生產力發展的“保底項”,促進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整體提升。形成和發展新質生產力所要求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具有智能、綠色、融合、完整、先進和安全等六大方面基本特質,而產業數字化則是促成上述六大方面特質得以實現的前提。因此,政府需要加大對產業數字化的引導力度,一是加快農業數字化發展步伐,實現農業生產、管理和服務的數字化轉型,充分提升農業生產質量和效率;二是加快制造業數字化發展步伐,推進制造業生產、流通和消費的數字化轉型,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三是加快服務業數字化發展步伐,促進服務業供給、需求和交易的數字化轉型,為服務業高效發展夯實基礎。


此外,立足新發展階段,面對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現實需求,我國企業要認識到全產業鏈數字化發展的重要性,積極以產業鏈的數字化重塑支撐業務關聯深化、鏈條延伸、技術滲透。


增強人才儲備,發揮人才賦能作用。第一,堅持強化培育高素質人才隊伍理念,推動高等院校學科、教學和創新體系的變革。要抓住數字經濟時代對勞動者“素質”所提出新要求的實質,著力引導高校主動優化學科專業布局,推進教育教學改革,發揮“產學研”融合優勢,更好地結合市場需求和創新需求,加快培養發展新質生產力所急需的數字經濟人才。


第二,堅持強化人才培養的職業導向,健全職業教育體系,更好地適應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新要求。數字經濟發展所開辟的“新賽道”能夠提升就業質量和經濟發展績效,為發揮人才個人優勢創造更大的職業發展空間。因此,要加快教育數字化轉型步伐,促進職業教育面向數字經濟發展各領域,培養一大批高素質應用技能型人才;還要完善職業教育數字化公共服務平臺建設和應用,升級社會職業培訓教育體系,服務人才數字素養提升需求。


第三,堅持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健全完善人才引進和培育體系。一是通過政策引導進一步支持企業與行業協會、科研院所構建數字經濟“產學研”科技人才聯盟,促進人才、成果和專家等創新資源向企業流動,為戰略性新興產業鏈現代化發展奠定人才基礎。二是增強企業自主培養人才的體系化建設,政府有關部門要通過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動更多企業加大人才培養和技術研發投入力度,推動企業人才更廣泛地參與到技術轉移服務、技能認證、數字化科普等活動中,助力戰略性新興產業鏈現代化發展。三是拓展企業與職業院校的交流合作途徑,通過科技園區和人才孵化基地等載體推動建設適合本地數字經濟發展的科技人才聯合培養模式,以“產學研”融合的創新鏈條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鏈現代化發展。四是推動高層次創新型人才與企業創新主體實現多層次互動,引導相關人才通過項目化方式參與企業轉型和創新項目,助推新質生產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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