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鄉村振興的根本動力就在于創造出積極的文化感覺，而集體感便是積極的文化感覺的指歸。
筆者認為，在當下討論新的農村集體文化，有兩種日常生活實踐需要特別重視。
其一，打造新的公共空間，重塑人的交往方式和公共感。梁漱溟有過這樣的深刻論述：“我們必須啟發鄉村人的自覺，因為鄉村問題雖然很嚴重，能讓農村人難過，可是他們缺乏大家同在問題中的自覺。對于大家齊心合作的要求不夠。”
梁漱溟的解決途徑是：通過設立鄉農學校來提供“聚合的機會”，讓鄉村領導人與群眾、群眾與群眾間產生交流，談論痛苦和問題。梁漱溟其實提出了創造交流空間的重要性，只有在這樣一個空間中，大家才可能獲得“同在問題中的自覺”，并且增進彼此的團結和集體行動力。
我們認為，在網絡虛擬化時代，通過打造公共空間，開展面對面的活動來重建人們的交往方式和公共精神，顯得越發重要。空間不是空洞的，也不僅僅只是一群人聚集的場所。空間充滿了生產關系和文化，具有強有力的文化再生產能力。
例如，在韓國新村建設過程中，拓展村莊內部道路時遇到了一個極大的困難，就是土地的問題，但是國家資金不能用來補償土地占用、房屋拆除等，這些問題只能依賴村民們自己商量解決。類似問題都需要召開村民大會進行商討。冬天村民們開會找地方遇到了困難，因為沒有哪一個家庭的房子能滿足50人以上來開會。
最后，村民就商量著建立村會堂。村會堂在新村運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成為草根民主的培訓地，通過參加會議，村民們懂得了民主決議過程和會議效率的重要性。
其二，反思概念，建立一套新的語言。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間，農民對于自然、勞動、天氣、中醫、傳統民俗的知識，甚至他們對于農村日常生活、對于傳統養育子女方式的基本認知，往往被認為不是知識。城市人以及已經實現城市化的農村人，對于農村和農民表現出的知識上的優越感、權力感和宰制性的態度，是隨處可見的。
農民生活的原初意義和價值觀，往往處于被貶抑的狀態。很多觀念逐漸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比如：農村是落后的；農民沒有文化；養牛是落后的；種田是沒有前途的，出路在于去城市打工；北京、上海比武漢好，武漢比L縣好……這些認知構成了他們的文化自卑心理和感覺方式，并指導著他們的日常生活，使得他們把“逃離鄉村”當作人生努力的方向。
活生生的文化是一套生活實踐，需要通過語言和情感起作用。如果我們把創造新的農村集體也看作是某種意義上的革命，看作是新時代農村的發展方向的話，那么，這個過程也必須要創造出自己的語言。
在鄉村振興的實踐中，我們需要從啟發農民反思概念、解放知識的維度入手，從而創立一套新的語言，這也是幫助農民樹立文化自信、創造新的文化感覺、推進團結和民主的重要之舉。
假如未來某個時候，“互助”“合作”“集體”“共同富裕”“人民的幸福”“鄉土是根”“在農村大有可為”等詞匯能夠成為人們對于文化感覺的日常表達，“地方性知識”能夠成為農村人的驕傲，那么，筆者確信一種新的生活理想和生活方式也會在鄉村靜悄悄地展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