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政策核心應是促進傳統制造業走向先進制造業，促進具有積累性質的現代服務業發展。”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于澤在9月15日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上表示。

 

         目前，經濟下行壓力不斷累積。

 

         于澤就表示，經濟面臨的通貨膨脹、貿易摩擦不確定性引發進出口和投資波動等風險周期本身是可控的，但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不足，造成嚴重的邊際報酬遞減現象，以至于市場出現了焦慮心理，是經濟最大的風險源，這種經濟長期乏力在貿易摩擦環境中會進一步放大短期風險因素。

 

         經濟為什么會出現長期內生不足？有兩種觀點都對此有所思考：一是這種下行是周期性的，包括國際經濟周期對中國出口產生較大影響和企業與家庭資產負債表調整約束了現金流，抑制了消費與投資；二是這種下行是結構性的，包括房地產擠壓實體經濟、國有企業資源配置效率偏低，拖累了全要素生產率、政商一體化阻礙了創新等。

 

         但是于澤認為，中國根本性的結構問題是傳統制造業，尤其是沒有產生相應的產業升級。于澤看來，這種降低價格是一種惡性循環：為了擠出對手→產能提升→規模擴大→降價→產業升級（無法升級）→繼續擴大產能→產能過剩→降價，這種情況是央行放水也無法解決的窘境。

 

         政策動作頻繁支持基建發展，但投資者也紛紛要求減稅。

 

         于澤認為，減稅好于基建，但都不是最有效的政策，應該看到難以完成的產業結構有效調整，是宏觀經濟乏力的根本原因。

 

         “結構調整要求的資產價格重估、人力資源培訓、高昂的轉移成本，不是市場能自發完成的，需要政府的介入，現有介入方法值得改善。”于澤說。

         

         于澤建議，未來政策要從產業升級方面考慮以下七個因素：一是特別關注宏觀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的行業影響；二是短期內要切實加大企業減稅力度，推進上游國有企業產品適度降價，增加企業流動資金；三是基建方面，尤其是運輸業基建，不是現在產業升級的迫切短板；四是財政支出應該關注職工培訓和社會安全網建設，減少企業社保繳費；五是切實加快國有資產劃撥社保，加大轉型的社會保障力度；六是適當允許增加金融機構風險暴露，轉型期不宜從外部過分收縮信貸條件，強化金融機構內部治理建設；七是加大跨境資本監管，維護國內各項資產價格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