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院長，李曉江是最早參與到雄安新區規劃設計專業工作的專家之一。在他看來，雄安新區一方面要有歷史耐心，但同時也要有現實緊迫感，要在兩者之間尋找平衡，雄安新區需要時間把發展思路理清，把規劃設計做好。
“兩年到三年的時間周期是需要的”
中國新聞周刊：你如何評價雄安新區這一年多的工作進度？有些人認為進展很慢。
李曉江：不算慢，真的不算慢。2008年以后我深度參與了汶川地震后的北川新縣城和玉樹地震的結古鎮(玉樹市區)災后重建，從規劃到建設，前后都共用了4年。這講的是一般的建設，是用既有的技術標準、工作方法和建設方法來進行建設。而雄安還有一個使命，要探索新的發展模式，要應用最新的發展理念和工程技術來建設一個理想城市，建設一個能夠代表中國城市未來的理想城市。
習近平總書記講到雄安新區的時候用了一句話，雄安新區建設一定要保持歷史耐心。雄安新區是中國城鎮化下半場的探路者，我們已經走過了改革開放的40年，這是上半場。說實話，其實是用了一種非常粗放的方式在發展，是追求GDP和經濟發展，追求速度，追求經濟效率的邏輯。但現在到了下半場，要研究人的需求，要研究怎么建設一個創新城市、人文城市、綠色城市。因此，規劃設計工作一定要周全，深化改革開放的政策要配套，承接的北京非首都功能要清晰，這些都需要一個合理的周期。
當然我們也不能說，因為我們要有歷史耐心，就拖著什么都不干。也真的不能太慢。因為雄安的規劃也不可能追求十全十美，當地還有等待拆遷的老百姓……因此，雄安新區既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又要有足夠的緊迫性，要在這兩者之間達成一個平衡。我覺得能夠看到雄安新區啟動區的初步面貌，兩年到三年的時間周期是需要的。
雄安新區的建設推進與過去的模式確實不同。在全面啟動之前，已經建成了占地24公頃的市民之家。8月份我還參加了中國建筑學會組織的新區建設者之家的方案評審，國內12家著名建筑設計院組成的6個團隊提出了建設進程中的服務基地設計方案。新區一旦開工，幾萬建設大軍一旦入住，幾十家設計單位到了現場，你的設計、施工、運營協調工作，工程物料供應，還有很多市場化物流、供應需求都發生了。這是一個非常復雜而龐大的工程服務系統，現在正在做相應的規劃和具體建設的安排。其實，我們已經看到了雄安新區不同以往的規劃建設推進方式。
中國新聞周刊：在推進規劃的過程中，專家們關注的焦點主要是什么？
李曉江：我覺得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第一，是在于怎么建一個代表生態文明未來的綠色城市。關于綠色生態，搞水的專家重視水環境與水生態的事情，搞建筑的專家重視綠色建筑，搞建造的專家重視的是新區建造過程中使用的工藝、材料和技術，搞交通的專家更重視交通的綠色低碳。新區在建設的所有領域、所有行業、所有項目都涉及生態和可持續的問題，所以它是非常復雜的。此外，我們還要關注新區的建筑總量，合理的建筑密度、人口密度，合理的建設層數和高度，在新區營造一個不同于“上半場”城市高樓林立的景象，尺度人性化，又節約土地、材料和能源的宜居城市。所有這些綠色、生態的理念和技術方案，都要靠規劃的團隊去分辨和吸納。
第二，怎么體現以人為本，建設一個高生活質量高服務水平的城市？我覺得這個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是雄安新區的安身立命之本。雄安未來作為一個創新之城，首先要吸納的是創新人才，是首都功能疏解的人才，那些人對生活質量的要求比較高，也就是說，雄安新區的生活質量和公共服務標準不能低于北京。怎么做到這樣的一個人居環境品質，提供與之匹配的公共服務，需要一種什么樣的規劃理念和技術來實現？
第三個問題，是將來到底發展什么產業？我個人的觀點來講，我覺得產業我們只能定一些大的方向，首先要有負面清單，比如不能是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制造業，肯定不能是污染性的產業。同時，更重要的是要為雄安新區尋找可以支持其長久發展的動力，即培育和吸引創新型產業。雄安新區要成為新的區域性增長極，一定是依靠自身強大的創新能力和新興產業，來輻射帶動周邊地區的產業升級，從而達到優化區域產業結構的目的。
顯然，雄安要形成創新和新興產業的動力，就必須具備能吸引創新人群的環境品質、生活品質和公共服務，所以上面提到的這三個問題是一個循環系統，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還有一個可能是更難的問題，不是規劃就能解決，但是規劃一定要參與。就是怎么改變我們城市建設的模式，怎么從我們城市建設的土地財政依賴的路徑當中走出來。雄安新區一定不能重復這種發展模式。這個問題又與土地開發、城市營建，與規劃和設計有著密切的關系。
體面地終結土地財政，是雄安的使命
中國新聞周刊：怎么理解你說的下半場的“經營”理念？
李曉江：在8月份舉行的京津冀專咨委第100次全體會議上，我給雄安新區的領導們舉例，我說我們今天看看北京質量最高、稅收貢獻最大商務辦公樓是哪些，是嘉里中心、京廣中心、恒基中心、東方廣場，都是香港開發商二三十年前蓋的。但這些樓盤仍然是北京最昂貴的樓，就是因為是持有經營自己的資產，希望它能夠長期保值增值升值，他就會很精心地把這個資產打理得非常好。而國內的開發商大多建完就賣，沒有耐心和能力去持有經營。因此很多著名的辦公樓出售后，很快成了低品質、低價值的樓宇。
土地財政、房地產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有歷史的功績，但是我覺得它不能持續。我們過去上半場就是靠賣土地，獲得建設和發展的資金，但是下半場不行。都靠銀行貸款，都靠政府撥款，也是不可能成功的。上半場的邏輯就是一次性的出賣，賣土地、賣房子、賣資產、賣企業。下半場應該是善待資產，持有經營，讓資產不斷地持續地發揮效益，通過資產的經營來獲得政府的收益，通過獲得政府的持續性收入來實現可持續發展。
中國新聞周刊：按照下半場的邏輯，新區的規劃需要著重考慮的是什么？
李曉江：在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雄安新區的工作中，我們和阿里巴巴、騰訊、百度等企業老總有不少的交流，發現他們關心的都是：在雄安能不能招到想要的人才。
下半場，中國進入中等收入社會，一個最重要的變化就是，人變了。下半場的邏輯是人們選擇生活的城市，在城市里面選擇就業；是企業跟著人才走，企業隨著人才聚集度來布點。
所以我說雄安新區是在為國家城鎮化、工業化的下半場，為國家的現代化再探索一條新路。這條線路的核心是什么？是人，是如何創造一個滿足人們美好生活需要的城市。
雄安新區作為一個創新型的城市，要把創新作為城市發展的持續動力。而培育創新動力的核心是吸引創新人才。所以對規劃師來講，核心任務就是怎么為創新人才提供一個他們想要的生活質量、人居環境和公共服務體系。
所以你觀察雄安新區領導們在做的事情，不僅是希望馬云、馬化騰、李彥宏這些企業家來，一定程度上，他們更希望的是北京的北海幼兒園、史家胡同小學、北京四中、宣武醫院來。這些優質的公共服務資源，是吸引創新人才與創新活動聚集的重要條件。
中國新聞周刊：如果要營造吸引人的城市，這次的規劃需要細化到什么程度？
李曉江：去年6月份到9月份的雄安第一輪國際咨詢，我們要求獲選的各個團隊把一個一個的開發單元做好，我用了一個詞，叫創新空間單元。就希望在1到3平方公里的范圍內，有居住，有就業，有公共服務，有高品質的公共空間等等，讓人們在一個很小的步行范圍里面，可以感知的空間里面，滿足他全部的生活和工作的要求。這就是以人為本，就是要研究人的空間需求、人的公共服務需求。
這個概念，就是希望在很短的時間內形成吸引人來居住就業，吸引企業發展的環境，在盡量小的空間里面滿足各種活動的需要，滿足人的生活的所有需要，要滿足經濟活動的所有需要，實現高度的混合開發。
這個設計，不只是規劃師、建筑師的想象力，其實是要求你去研究未來雄安新區人的生活方式，根據他的生活方式，去配置新區的公共資源，去設計建筑方案和進行土地開發。
雄安新區的道路交通規劃采取了“窄路密網小街區”的模式，設計了完善的公共交通和慢行步道系統，構想了嚴格限制燃油私人汽車、全面推廣綠色能源車輛，試驗定制化公交、無人駕駛車輛等系統。但在規劃過程中，又要通過嚴格測算和仿真模擬，保證道路系統在不采取“極端性”政策與管控措施的情況下可以正常運行。
另外需要強調的是，雄安新區是個創新的城市，但不能成為不成熟技術的試驗場。一方面要強調理念與技術先進，另一方面必須是成熟、適用技術的應用。既要創新試驗，又要保障有效運行的底線。
中國新聞周刊：之前這種組團式的空間規劃理念，有在中國任何城市實現嗎？
李曉江：深圳的華僑城和蛇口都是這種模式，都是較小的尺度，幾平方公里十幾平方公里，但有一套完整的城市功能，有優良的公共服務和人居環境，加上富于遠見的開發者——華僑城集團和招商局堅持持有經營的理念，使這兩個地區在發展過程中不斷更新功能，提升品質，保持了地區的價值和活力。
在雄安新區，已建成的市民中心是一個先行探路者，一期開發建設的啟動區實際上也是一個探路者。在啟動區的26平方公里去實踐我們的這些理念，看可行不可行，為后續的開發建設積累經驗。
中國新聞周刊：雄安與深圳、浦東之間的關系，一方面中央強調雄安對標的是深圳和浦東，另一方面又強調雄安與兩座城市不同，你怎么理解？
李曉江：深圳是中國內地最重要的對外門戶和口岸，是改革開放初期兩種制度的連接點，擁有整個國家改革開放的動能。浦東所處的上海市是國家的經濟和產業中心，從地理上來講，最有發展條件和優勢的區位，就是中心區位和門戶區位。雄安新區既不是中心又不是門戶，要想它發展好，只有靠創新，這是雄安與深圳、浦東最大的不同。
其次，雄安新區所擔負的改革、開放、創新的使命不同。
其實上半場完成的是相對比較表層的一些制度探索，比如減免稅收等以增長為目標的激勵性政策。在雄安新區，下半場所需要的應該是以品質、創新為目標的激勵性政策，可能重在經營模式的創新，技術的創新，產品的創新。
當年所有的城市都沒有土地財政的時候，深圳創造了土地財政，為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創造了巨大的動力。今天雄安新區怎么通過深刻的制度創新，來體面地終結土地財政、房地產依賴的模式，這是更加艱巨的使命。這就需要金融創新、投資體系創新、地方稅收體制創新，需要創造、積累、經營好政府的資產，為新區發展提供可持續的財政支持，這可能是最艱難的。
此外，還應該有社會治理領域的改革創新，如何為新區營造一個開放、包容的社會氛圍，如何為創新人群、年輕人創造他們喜歡的社區環境，如何促進新區原住民和新移民的社群融合，不斷提高社會文明水平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