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一種世界性趨勢。近年來, 我國大力推進城鎮化發展進程, 其摹本來自于未置可否的西方發達國家, 事實上存在諸多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鄉村振興戰略”非常適時, 2018年兩會期間還提到了城鎮化與逆城鎮化的話題。顯然, 在城鎮化與鄉村振興、城鎮化與逆城鎮化之間形成了一種新型的雙向對流關系。廈門曾厝垵 (曾村) 曾經是一個傳統的沿海漁村, 改革開放后, 她成為一個典型的城中村。有學者因此斷言, “城中村”的出現決定了中國村落的“終結”。然而, 這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命題。曾村的例子說明, 雖然她已經成為城市的一部分, 但由于傳統閩南文化的長久積淀, 并沒有因其成為城市的一部分而完全失去村落的形制, 更沒有因為城市化而消亡, 反而因其獨特的村落景觀深受游客們的喜歡。我國的“城鎮化”從一開始就包含著“逆城鎮化”的對話與選擇、交流和互動的過程。
2018兩會期間, 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廣東代表團審議時強調:“一方面要繼續推動城鎮化建設。另一方面, 鄉村振興也需要有生力軍。要讓精英人才到鄉村的舞臺上大施拳腳, 讓農民企業家在農村壯大發展。城鎮化、逆城鎮化兩個方面都要致力推動。城鎮化進程中農村也不能衰落, 要相得益彰、相輔相成。”這是習近平主席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提到逆城鎮化問題, 對我們正確理解我國城鎮化發展的新趨勢, 對推動城鎮化建設和鄉村振興兩個方面都有重要和深遠的意義。
近年來, 我國城鎮化快速推進。數據顯示, 從本世紀初迄今, 中國城鎮化率平均每年以一個多百分點的速度增長。到2017年, 我國城鎮化率達到了58.52%, 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42.35%, 城鎮人口達到8.13億2。這一進程正是依照我國制定的城鎮化“指標”逐步進行的。按照這樣的速度, 到2030年, 我國城鎮化率可達到70%, 城鎮人口可接近9.8億人。這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 以政府行政手段調控的、目標明確的、最大規模的人群向城市涌入的“運動”。
“城鎮化”主要指農村人口向城鎮遷移, 或將農村改造為城鎮, 從而實現農村人口變為城鎮人口的過程。我國之所以推進城鎮化建設, 一個理由是因為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程度高, 進而簡單地認為“發達=城市化”。我國是一個以農耕文明為背景的國家, 在城鎮化的發展過程中, 反而特別需要強調逆城鎮化, 包括人口的就業、居住、消費以及投資從城市向郊區和農村地區擴展。換言之, 是一種城鎮化“反向運動”。
如果說“城鎮化運動”是一種以政府行為為主導的、人為設計的、標準化的“運動”的話, 那么“逆城鎮化”則并非由政府主導, 而是在現實“語境”中的一種社會化自我調整的經濟和人口的雙向流動, 尤其是文化交融的活動——一種自然的互動方式。
如果將傳統的農耕文明視為一種文化遺產, 它符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的“文化景觀”類型。作為一種特殊的遺產, 文化景觀具有自己的“生命體征”——一種特殊的生命過程, 即累疊現象, 它類似于地層那樣3。隨著歷史的演化和積累, 文化景觀也會出現不斷地“累疊”。筆者所說的鄉土文化景觀有幾個基本的指征: (1) 它是歷史積淀的文化遺產。在歷史的演化過程中, 有些傳統的景觀元素消失了, 衰亡了;一些新的景觀元素加入進來, 疊加在傳統的鄉土之上。 (2) 任何歷史的演化對于鄉土遺產而言, 都要尊重特定土地上的人民的意愿和權利。 (3) 農耕文明的一種重要特征, 就是農民會根據社會和時代變遷作出相應的務實選擇。
“城中村”是當代中國經濟和社會化發展過程中一種兼有自在性的產物:既成為城市的一部分, 又仍然保持或保存著村落的鮮明特色和個性。廈門的曾厝垵 (即曾村) 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曾村是廈門海邊的一個漁村, 曾為姓氏, 符合中國傳統村落之宗族分支的原則。“厝”指老宅、祖屋的意思。古字 , 由 (廠, 石崖) 與 (昔, 古老) 組成, 表示古老的石屋。《說文解字》:“厝, 厲石也。從廠 聲。”本義兼有磨刀石、安置, 原指安放先祖遺體、遺物之所;后特指祖宅。《廣韻•暮韻》:“厝, 置也。”《孝經•喪親》:“卜其宅兆, 而安厝之。”廈門的村落, 大多延用“厝”, 強調特定的姓氏家族安置之所, 如何厝、黃厝等, 皆村落之指代, 特指祖家和家園的歸屬。
廈門的傳統漁村, 在歷史上也曾經是華僑漂洋過海的始發地;他們中不少先輩去往東南亞各國。對于老一輩華人華僑來說, “厝”永遠是自己的祖家, 他們在外無論做了什么, 都與祖家保持著密切的關系, 特別是那些殷實的華人華僑, 大都回國投資、修建宅屋, 幫助廈門建設。特別值得說明的是, 許多老一輩華人華僑響應陳嘉庚先生的號召, 回鄉建設, 今天從廈門的中山路到廈門大學一帶的許多工程, 都凝聚著他們的心血[1]47-52。從某種意義上說, 廈門也成為他們認同的、擴大性的家園。
現在的廈門曾厝垵 (曾村) 在城市化過程中成為遠近聞名的城中村 (百度介紹其為“中國最文藝的漁村”) 。
在這幅傳統村落景觀的疊加圖中, 人們可以看到古老的建筑、神廟、祖祠、古厝等, 它們的景觀風格非常獨特, 其中“漁村時光空間”是一個村史館。游客可以通過觀看了解這個漁村的歷史。在“曾厝垵閩臺文化館”里, 進駐了當代流行的樂隊。在以“福海宮”為標志的設計牌上, 赫然出現了“中國首個AR村”的字樣;而“福海宮”的傳統模樣正安祥地坐落在后面。另一幅紅標牌“朵拉號”這樣講述自己的村落歷史:
這里曾經屬于一個美麗港灣, 滄海桑田, 它也曾經為了一塊荒地, 留著大海退去時的嘆息。當家園建起, 今天的城市漁人把它變成了船型的花園, 依偎在燈塔旁邊, 承著夢想, 載著美麗。
這是一個廈門人自發改造居住環境, 共同締造美麗城市的故事。在這里, 我們提供健康、實惠的本地家常美食, 展示廈門城市漁人載酒長歌, 乘風破浪的人生情懷。
曾厝垵作為經濟特區的“城中村”, 變遷的快速在所難免。傳統以漁為主, 以農為輔的漁村, 今天已經成為城市的一個部分。原來的漁民、農民, 現在多了一個城市居民身份。但是“厝”的村名是永遠不會改變的, 即便是以后成為城市中的某一個街區, 它的傳統仍在。“厝”在閩南有“家”的意思, 在閩南語方言中, “厝” (cuo) 與“家” (cu) 音近。老宅屋不獨是居所, 也是傳統的標志, 更是文化的認同。就像人有自己的名字, 村落也有名字, 烙在自己的鄉土上, 無論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 曾厝垵面朝大海的“福海宮”都在。
雖然今天的“城中村”注入了大量城市的因素和人造景觀, 但是, 現代城市的人造景觀無論多么時尚, 它永遠是在鄉土的草根土壤中長出來的, 草根與鄉土的關系是永久性的;就像無論全球化到什么地步, 人總還是要“家”、要“厝”的。動物尚且如此, 哪怕是候鳥也有自己的“路線”和“棲息地”。人在任何時候總要問一個“你是誰?”“你從哪里來?”的問題。“城市漁人”中的“城市”只是修飾語, 傳統的漁村也會在城鎮化的過程中改換景色, 但所有變幻的景色, 都不過是大海的“作品”而已。人們也有理由相信, “城市化”的霧霾、噪音、擁擠、快節奏、陌生感、食品安全、交通堵塞等問題, 與傳統鄉土家園湛藍的天空、潔凈的空氣、多樣的地勢、開闊的空間、安全的食品、多樣的文化、淳樸的情感相比并無必然優勢。鑒此, 鄉村的生命必將延續, 哪怕是城市里的村落。對于曾厝垵的百姓而言, “我家就在岸上住”。
當代的“城中村”現象雖然艱難地反映出中國幾千年來從未發生過的巨大變革, 但它卻在靜靜地迎接這場震動。對此, 有學者認為這是中國“村落的終結”:“人們原來以為, 村落的終結與農民的終結是同一個過程, 就是非農化、工業化或戶籍制度的變更過程, 但在現實中, 村落作為一種生活制度和社會關系網絡, 其終結過程要比作為職業身份的農民更加延遲和艱難, 城市化并非僅僅是工業化的伴隨曲, 它展現出自身不同于工業化的發展軌跡”[2]“我們試圖在研究中建立一種關于中國村落終結的具有普遍解釋力的理想類型 (Ideal Type) 。”[2]這種從社會學的角度——即以城市為中心的視角是否足以解釋中國的鄉土社會, 筆者持懷疑態度。“城中村”的出現, 或許只是中國自己的命題, “因為在其他國家的城市化過程中, 這種‘城中村’現象還幾乎從未出現過。所以, ‘城中村’現象的產生, 一定與中國的比較獨特的因素關聯”。
對此, 筆者有不同的見解:如果所討論的命題是“中國的城中村”, 唯中國獨有, 這一認知前提沒有問題。但是否因此認為, 城中村的出現意味著“村落的終結”?這樣的判斷大可商榷。首先, 城鎮化并不是沒有“回轉”的可能性。事實上, 當下的“逆城鎮化”已經顯露端倪[3]。歐洲的一些發達國家也出現了城市人重回村落的跡象;或者開始了一些新的“鄉村城市”建設。其次, 即使某一個傳統村落在城市化進程中成為城市的一部分, 但并不妨礙其保留傳統村落的性質和特色。曾厝垵的案例說明了這一點, 即作為一種相對獨立的村落單位, 其從發生到發展, 在變遷過程中, 形態變了, 甚至性質也變了, 但都不足以改變“祖厝 (家) ”的本質。同時, 作為沿海的一個村落, 曾村又有自己的特點, 據《廈門志》載:“廈島田不足于耕, 近田者率種番薯, 近海者耕而兼漁, 統計漁倍于農。海港腥鮮, 貧民日漁其利, ……瀕海之鄉劃海為界, 非其界者不可過而問焉。”[1]14這一傳統仍有積淀。
但如果說在城市化過程中, 城市“吞食”周邊的村落, 使之城市化的現象卻非中國所獨有。而且, 以“城中村”現象判定中國“村落的終結”顯然太過武斷。人類學家黃樹民的《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國農村變革》, 也是以廈門島的“林村” (城中村) 為例所做的民族志調研, 他在該書的二版序中說:“我們可以從林村看到, 中國社會正在進入一個經濟迅速增長的新階段。但是, 這種變化的機制卻在與既定的西方經驗相左, 這些西方經驗在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理論和模型中常常被定義為現代化過程。在中國, 做買賣和風險投資的時候, 建立在家庭、親屬、鄰里、語言以及同事或同學的共同經歷基礎之上的原生紐帶仍然起作用。”[4]這是對中國村落的變遷, 甚至“被城市化”的實錄。
城市化是一個歷史趨勢, 但“趨勢”具有階段性, 城市不能無限擴張和擴大, 特別是這種擴張和擴大以毀滅鄉村、耗損鄉土、覆蓋農田為代價時, 便將這種“趨勢”置于巨大的風險之中。畢竟在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中, 農業是文明進程中的一個長時段的歷史, 除了少數因自然條件的限制, 特別是缺少大面積的、適合于農業生產的耕作土地, 農業都呈現出一種歷史的普遍性。而工業革命以后, 城市的拓展加快, 都存在著在城郊“蠶食”廣大鄉村的現象。“城市農村”的過渡現象在全世界都是存在的。但是, 我們同時看到, 逆城市化也在城市化過程中同時存在。在中國, 這種情勢尤其如是。一個占世界上7%的耕地卻養活22%人口的國家, 還出現無節制地在良田上蓋高樓的趨勢, 這無疑是將自己置身于更兇險的境況之中。中國的實情是, 城鎮化運動才剛剛開始, 逆城鎮化就已來臨。
眾所周知, “城市化”原本并非當代獨有的社會現象, 自古以來一直就存在;同時, 城鎮化亦非中國特產, 世界各國都有過, 卻從來沒有出現過“村落的終結”。即便是歐洲的法國, 迄今仍然是農業國。在美國, 農業不僅是國家重要的組成部分, 保持著發達的農業技術和農業生產, 保留著傳統的鄉村景觀, 而且這些鄉村景觀成為早期移民時期文化與族群認同的依據[5]。相反, 當今的一些發達國家出現了“城市潰退”現象, 紛紛開始了各種不同方式的“鄉村振興”。例如英國的“鄉村城市化”、法國的“農村發展整治工程”、美國的“都市化村莊”、日本的“故鄉重建”等, 都旨在通過對傳統鄉土社會的重構, 一方面重新激起傳統鄉村的活力;另一方面, 對城市化“疾病”是一種“治療”。
在這方面, 中國有自己的特色, 除了傳統社會的鄉土性以外, 社會的宗法性質, 鄉土自治的同意權力 (費孝通語) , 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 土地所有制度 (比如歷史上的井田制) 以及具有鄉土特色的戶籍制度等, 都不是簡單的一個“城鎮化運動”就足以改變的。此外, 筆者認為, 中國城鄉的關系是一個整體結構, 我國古代國家被有的學者稱為“城邑國家”, 主要表現為“邑”在鄉土中[7]。以筆者之見, 中國的國情決定鄉村是“土壤”, 城市是“產物”, 這是中國歷史的實情。與西方的以城市為中心, 城市自主發生、發展的情形完全不同。中國共產黨的“農村包圍城市”故事僅僅發生在半個多世紀之前, 何以一個短時段、小范圍出現的“城中村”現象, 便宣告“村落的終結”?
有一種觀點認為:“曾幾何時, 西方是以徹底拋棄鄉村為代價而完成了他們的城市化的現代發展之路, 但無疑他們為整個人類造下了太多的遺憾, 在他們的懺悔聲中, 我們需要一種文化自覺, 這種自覺便是我們并不需要那么快的走向單一化的擁擠的現代之路, 我們為此而保留下了一份鄉村自我發展的氛圍寬松的文化遺產, 即我們沒有完全拋棄掉鄉村, 更沒有把鄉村看成是一種問題之所, 我們嘗試著讓鄉村里面的人去發展出來一條自己改造自己以適應現代發展的道路。”
這里出現幾個層面的問題需要加以辨析和反思:一是“現代化”是否僅以“城市化”為標志?如果是, 那么鄉村就成為“現代化”的累贅;邏輯性地, 就應該以城市替代鄉村。顯然, 我們不能認可這樣的邏輯。二是“西方是以徹底拋棄鄉村為代價而完成了他們的城市化的現代發展之路”這樣的判斷顯然有悖事實, 西方現代化并非以拋棄鄉村為代價。三是中國的現代化是建立在世界上人口最多, 農耕傳統悠久, 以鄉土為家、為本的“國情”之中, 如果真有“拋棄鄉村”的現代化之路, 那必是死路。換言之, 中國的城鎮化并不以西方社會“拋棄鄉村”為反襯, 因為西方的歷史構造與中國完全不一樣。何況, 西方的城市發展之“果”也難以追溯、追蹤、追究為“拋棄鄉村”之“因”, 因為二者并無絕對的邏輯關聯。
另一個問題也值得辨析, 即我國的城鎮化究竟是模仿西式, 還是探索出中國自己的方式和模型。在認識上, 這似乎并不是問題;然而, 在實踐中卻明顯有模仿西方混雜性摹本, 借用西方碎片化模式的趨向。問題是, 如果以西方的城市化為樣板, 那么, 西方的城市化模式是什么?現在的人們喜歡用數據表述, 認為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率是80%, 而我國的中國城鎮化率已經超過58.52%;如果我們達到西方的城市化數據就“躋身”發達國家的行列了。且莫說筆者對于這兩個數字的存疑, 即使屬實, 也是一個數字陷阱。
事實上, 西方的城市化各有特色, 發達國家的城市之路原本都有各自的歷史、文化邏輯, 難以模仿。任何相關數據在其面前都顯得蒼白。以歐洲為例, 拉丁系與日爾曼系的城鄉情況便有很大的區別:以希臘、意大利為代表的拉丁系國家, 城市化相對獨立, 海洋背景成為襯托的重要因素;而以德國為代表的日爾曼系城鄉關系密切。再比如, 歐洲和美國的城市化完全遵循不同原則, 按照不同的路徑行進, 任何一位去過歐洲和美國的人, 直感便能區分二者的差異。所以, “80%城市化率之西式發達”模型, 是一個大數據時代的反例。
當然, 西方的城鄉關系雖各具特色, 卻也有其“共性”, 即西方社會以城市為中心, 鄉村為陪襯, 最著名的概念莫過于所謂的“大傳統/小傳統” (great tradition/little tradition) ——城市以復雜的生活相聯系的文明方式, 而農村則以簡單的地方性生活相關聯的文明方式[9]。這是西方式典型的城鄉關系, 也是城市化的傳統動力。中國的情況則完全迥異。即使是地處城市的郊區或近域的鄉村, 它們或許在城市化過程中成為“城中村”, 卻并不意味著全部、徹底的消亡。某種意義上說, 這些城市村常常可以成為“反哺”城市的重要因素。廈門的曾村今天雖然已經成為城市的一部分, 成為“文化創意產業”的一個典范, 無數的“驢友”前往觀光、體驗作為“村落”的城市景觀。其意義在于:在城市里, 仍然可以體驗到村落的因子和因素, 文化遺產及其延續。
最后, 筆者將討論有關“國家項目”問題。當代著名的政治學、人類學和農業研究的專家斯科特在《國家的視角》一書的導言中討論了有關情形。他認為, 那些國家發起的社會工程帶來的巨大災難產生于四個因素的致命結合。它們是:第一, 國家對自然和社會的簡單化的管理制度。第二, 極端的現代化意識形態, 即對科學和技術的進步、生產能力的擴大、人們需求不斷得到滿足, 以及對自然和社會的掌握有強烈的信心。第三, 有的國家有能力用強制的權力使那些極端現代主義的設計成為現實。第四, 脆弱的公民社會缺少抵制這些計劃的能力3-5。
西方的現代化令人產生一種難以抵御的“敬畏感”:“在19世紀的西方, 一個人很難不成為某種現代主義者。一個人怎么可能不被科學和工業帶來的變化震驚, 甚至產生敬畏呢?”[10]9如果上述分析可以成立, 那么國家的權力, 即費孝通所說的“橫暴權力”在處理具有自治傳統的鄉村, 即“同意權力”時[11], 國家工程的“橫暴性”便顯露無遺。而在“城鎮化/逆城鎮化”過程中, 如何在“橫暴權力/同意權力”這兩種權力之間取得協調, 尤其是前者降低身段, 俯身聽取來自鄉土社會的意見, 尊重主人對自己家園未來的設計, 將有利于城鎮化與逆鎮化之間一種新型的雙向對流關系的形成。
更重要的是, 一些國家項目是否充分考慮到農民的“生存倫理”, 而成為某種意義的“道義經濟學”[12]。比如就城鎮化工程而言, 讓農民拋開祖祖輩輩的土地和祖厝, 強制他們遷居到城市生活;他們學會、掌握了在城市生存的能力了嗎?如果沒有, 且又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 何以持續生計?對于這些進城的農民兄弟, 他們所面臨的只有三種選擇:一是艱難地在陌生的城市掙扎、生存, 自力更生, 慢慢地成為“城里人”。二是把現在難以為計的困難全部上交給國家, 由國家負擔。三是返回故土。無論何種選擇, 對農民而言, 都是艱難的;對國家來說, 也是困難的。我們不需要在某個時段把農民都“請”進城 (比如今天的城鎮化) ;也不需要在某個時段把城里人“號召”到鄉村。所以, “逆城鎮化”還包括進城農民重新返回故鄉, 重新創業, 重振鄉土社會, 在新的社會發展的形勢中重新創業;而不只是那些投資者到農村的“資本逆返”。重要的是, 無論發生什么, 都應該是形勢所致、自然的, 而不是人為的、“運動式”的。
結語
中國自古有“社稷”之稱, 以白話表述, 就是在土地上耕作的國家。我國歷史上的許多重要觀念、概念, 如“一點四方”、“地方”、“井田”、“里甲”、“城邑”、“街坊”等, 都深刻地羼入了中國傳統農耕文明的基因。我國所有重大的政治、智慧、謀略無不基于傳統“農正”、“農本”的思想根基。這也是為什么歷史上所有帝王、領袖、政治家、仁人智士無不強調“農正”、“農本”的原因。這是中華民族的歷史, 也是中國的國情。
今天, 城鎮化與逆城鎮化在新的歷史形勢下呈現出新的特點, 其中重要的一點是建立交流機制, 即以鄉土為“祖厝”與城市之間形成雙向對流。就此而言, “城鎮化”與“鄉村振興”構成一種天然的對話機制。筆者甚至認為, 后者是對前者所帶來的問題, 比如過度化、行政化、人工化的“剎車”和矯正。(作者：彭兆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