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智能制造產業集群空間布局與國外既有相似之處，同時也有區別。與國外較多科技產業分布在專業城鎮不同，我國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是承載發展要素的主要空間，未來將持續增強經濟和人口承載能力，成為智能制造產業集群的主要承載空間。總體來看，我國智能制造產業集群的空間布局形態主要有3類：一是園區型，通常具有明確的空間邊界，其中較大比例以發展制造業為主要目標，歷經多年發展，普遍面臨轉型升級的挑戰;二是城區型，通常由城市內部存量用地進行更新或者整備而形成，與城市的創新機構、現代服務業聯系緊密;三是區域型，包括城市群、都市圈內的科創走廊等各類形態，是區域一體化的重要支撐。對這3類空間布局形態進行剖析有利于解析我國智能制造產業集群的發展規律和存在問題，但分析時需要注意的是它們往往是重疊、交織在一起的。

產業集群的組織邏輯將直接或間接影響到空間布局的邏輯。本文將從集聚效應、溢出效應、關聯效應3個維度分別對3類空間布局形態展開分析(圖2)。其中：集聚效應即同類或上下游相關產業在某個區域內集聚，實現規模經濟和人才聚集，提高產業效率;溢出效應即產業集群內的知識、技術、人才等向區域外溢出和擴散，實現更大范圍內產業鏈的延伸或合作;關聯效應即通過產業集群中企業、人才之間的技術交流，產生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創新，也就是馬歇爾所說的“集群中飄蕩著行業秘密的空氣”。

圖 2　智能制造產業集群空間布局類型的分析框架圖

一、園區型：功能更加復合化和多元化，進一步分化為細分領域園區

園區型智能制造產業集群通常是指位于城區邊緣或者郊區、規模較大的各類經濟技術開發區和高新技術開發區，或者是從上述園區內部細化出的特色產業園區及特色小鎮等。園區型智能制造產業集群具有以下特征：

(1)向大型綜合功能區轉變。無論是上海張江高新技術園區轉型為張江科學城，還是北京亦莊經濟技術開發區升級為亦莊新城，抑或是杭州臨安經濟技術開發區升級為青山湖科技城，這些園區均在研發設施、生活服務等方面著力加強配套，有效地加強了內部的關聯效應。

(2)內部細化為多個特色產業園區。當前，較多園區從內部逐漸分化出很多關注具體賽道且規模較小，產業鏈向高端化、智能化發展的特色園區，在細分領域形成了更強的集聚。有學者稱之為在產業集群基礎上升級的“產業集群群”[11]。以上海為例，特色產業園區已經成為其精準引導特色產業集群發展的重要平臺。其中，張江科學城將在“十四五”期間重點發展張江機器人谷(3.9km2)、張江細胞產業園(0.6km2)、張江創新藥產業基地(3.13km2)、張江醫療器械園(4km2)等在內的8大特色園區，以吸引相關行業的頭部企業集聚。

(3)培育“三生”空間融合的特色小鎮。浙江將特色小鎮作為新經濟和智能制造產業發展的重要平臺。與特色產業園區類似，特色小鎮通常規模較小，面積約為3km2。舉例來說，杭州青山湖微納智造小鎮、臨安云制造小鎮和濱江智造小鎮分別聚焦微納智造、云制造研發服務業與微電子裝備、智能制造集成服務和機器人產業鏈等3個細分領域，涵蓋了制造與服務環節。其中，臨安云制造小鎮內部集聚的科創企業、科研院所、高校和企業研發機構構成了云制造生態圈，在小鎮內通過“策源創新”轉化出的產業在周邊落地，為周邊的裝備制造業龍頭企業提供了制造服務。

二、城區型：以“專精特新”產業鏈為主，打造緊湊高效的發展平臺

城區型智能制造產業集群通常位于建成區內部，是“科技回歸都市”背景下依托城市內豐富的科技、人才要素和客群需求而產生的，主要類型包括深圳的“工業上樓”、上海和南京的“硅巷”等。城區型智能制造產業集群的布局形態包括如下兩種：

(1)向垂直方向發展的立體型布局形態—“工業上樓”。以深圳為代表的資源環境受到緊約束的城市，率先探索在高層大廈中開展生產、辦公、研發、設計的“工業上樓”實踐，走出了一條“向立體要空間”的道路。“工業上樓”可連續5年每年為深圳提供2000萬m2的優質、經濟、定制化廠房空間。

(2)嵌入大街小巷，容納創新創業者的布局形態—“硅巷”。上海著力在長寧區華陽街道率先打造“上海硅巷”科創街區，依托中國科學院上海微系統所、中國科學院上海硅酸鹽所等科創資源，孵化落地一批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物聯網、新材料等領域的“專精特新”企業。南京也提出在老城區打造“硅巷”，利用存量的廠房等發展都市工業、新經濟等產業。

三、區域型：在更廣地域內加強產業鏈合作，形成走廊、合作區等多種形態

區域型智能制造產業集群通常位于城市群或都市圈內，以核心城市輻射帶動其他城市發展，形成緊密的合作網絡，包括科創走廊、合作區[12]、飛地園區等形態。其具有如下特征：

(1)以各類科創走廊為代表，形成多元智能制造產業集群協同發展的格局。以長三角G60科創走廊為例，該廊道沿線9城各揚所長，優勢互補，聚焦了人工智能、集成電路、生物醫藥等先進制造業集群，成立了產業園區聯盟和人工智能(松江)、生物醫藥(杭州)等15個產業聯盟。

(2)以各類合作區、飛地園區為代表，通過體制機制創新，形成智能制造產業的外溢。在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川渝高竹新區拓展與成都、重慶兩大中心城市“研發+轉化”“總部+基地”“終端產品+協作配套”的產業互動格局，構建智能網聯整車及關鍵零部件研發智造體系。在杭州都市圈，杭州高新區(濱江)富陽特別合作區采用“高新做產業、富陽交凈地”的方式，探索市域范圍“鏈主型企業+上下游企業”等產業鏈合作機制，積極發展集成電路、高端裝備制造產業。在南京都市圈，淮安打造寧淮智能制造產業園，為南京高校科研院所和高新技術企業的科技成果轉化提供空間載體。此外，淮安在南京江北新區產業技術研創園建設反向的“研發飛地”，無縫對接南京的優質創新資源。(作者：秦靜)